苦笑：“看，这就是现代战争：效率优先。我们花四十年建造这些船，他们花四十分钟决定其命运。”
投降过程文明得令人不安。荷兰船员被转移到英国船上，获得基本尊重——毕竟都是海员，只是效忠不同国旗。威廉六世被带到英国舰长室，那位英国绅士正在喝茶。
“范德维尔德？”英国舰长看着投降人员名单，“阿姆斯特丹的范德维尔德家族？”
“是的，先生。”
“有趣。我的祖父曾与一位威廉·范德维尔德合作过——运输业务，马尔堡公爵时代的事。他说你们家族‘可靠得像英国钟表，但收费像瑞士钟表’。”
威廉六世不知道该笑还是该保持尊严。最终他说：“那是我的曾祖父，先生。”
“世界真小，”英国舰长递过一杯茶，“喝吧。战争归战争，礼貌归礼貌。”
喝茶时，威廉六世得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就在他们投降的同一天，英国海军在加勒比海俘获了整个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留守舰队，并占领了苏里南的主要种植园。
“你们的海军，”英国舰长委婉地说，“可能……需要现代化。而你们的财政，据我们所知，可能负担不起现代化。”
被关押在朴茨茅斯的战俘营期间，威廉六世有时间思考这些。战俘营条件尚可——英国人对军官还算客气——但屈辱感深入骨髓。更糟的是，他从新来的战俘那里听说，阿姆斯特丹的国债价格已经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国家破产了，”一个被俘的财政官员说，他是在前往法国求援的船上被截获的，“不是技术性违约，是彻底破产。政府连士兵的薪水都发不出，更别说造新船了。”
威廉六世在战俘营的墙壁上，用偷来的炭笔计算：荷兰海军剩余战舰数量 vs英国海军战舰数量；荷兰年度军事预算 vs战争每日消耗；荷兰国债总额 vs预计战后赔款。
数字不会说谎。荷兰已经输了，只是还没签字。
二、账簿上的革命
1784年，阿姆斯特丹
扬三世（第五代，威廉五世的堂兄，索菲亚的弟弟）坐在家族信托基金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的不是账本，而是一份《巴黎和约》的副本。条款残酷得像外科手术：荷兰割让锡兰和印度的一些贸易站给英国；同意英国军舰自由通过荷兰控制的航道；赔偿……一大笔钱，具体数字还在谈判。
但更让他心烦的是窗外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景象。战争结束了，但经济没有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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