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深思。自然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人或许在实践中未能完美执行这些原则，甚至他们的现行制度（指清朝）可能存在诸多弊端，但他们古老的治理智慧，尤其是关于农业和税收的智慧，为我们思考法国的沉疴提供了绝佳的‘镜鉴’。我们需要的是提取其合乎自然秩序的精髓，而非照搬具体条文。”
他铺开纸张，开始构思他的重要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在书中，他将塑造一个高度理想化、几乎符合其“自然秩序”哲学模型的中华帝国形象。这个“专制”在他笔下并非暴政，而是一种遵循自然法则、由开明君主和理性官僚实施的“合法专制”，是与欧洲“不合法”的贵族特权专制相对照的乌托邦式参照系。
他的目的，是以此抨击法国旧制度的非理性、特权横行和税收不公，为他的重农主义改革主张提供来自“古老文明”的权威佐证。中国，成了他手中一面批判现实、描绘未来的“理想之镜”。
然而，魁奈不会料到，他对中国制度的这种选择性借鉴和理想化重构，在后来欧洲思想史的流变中，命运多舛。随着欧洲自身实力增长和“东方专制主义”负面叙事的强化，他这面“中国镜鉴”逐渐被搁置、遗忘，或被纳入“欧洲发现中国、然后又超越中国”的线性进步叙事中，成为其中一个短暂的“猎奇”或“误读”环节。其学说中的中国渊源被淡去，更多地被归入欧洲启蒙思想内部的脉络。
镜鉴的光辉，曾照亮一代改革者的思路，但持镜者后世子孙，却可能更愿意相信那光明全然源于自身。
书房外，巴黎的夜色渐深。魁奈沉浸在他的思考和写作中，一心只想用这面东方的镜子，映照出法兰西复兴的道路。他无法预见，关于这面镜子本身的来源、光泽和映照出的复杂真相，将在几个世纪后，引发另一场跨越大陆的、更为根本性的思想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