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保护文明根脉的旗帜。
几乎与此同时，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一项秘密而艰巨的任务启动：尽一切可能，追索和回购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和民族情感的国宝。
经费极其紧张。国家需要钱的地方太多——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救济灾民、兴建工业……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但在***的预算中，还是挤出了一笔特殊的“文物追索经费”。这笔钱少得可怜，与当时国际文物市场上中国文物的天价相比，几乎是杯水车薪。
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拿着微薄的经费和长长的“必追清单”，通过各种民间渠道、爱国华侨、甚至与一些有良知的海外藏家或中间人接触，开始了近乎“乞丐式”的谈判与恳求。他们往往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建立信任，反复沟通，晓之以民族大义，动之以同胞之情，才能在对方愿意出让的情况下，以远低于市场价、但已是新中国勒紧裤带挤出的价格，赎回一件两件珍宝。
过程充满艰辛与屈辱。有时，对方坐地起价，嘲讽新中国的贫穷；有时，眼看就要成交，却被其他财力雄厚的买家或机构横插一杠；更多时候，是面对西方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永不归还”的冰冷态度。
但他们没有放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赎回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物、一卷书画，更是一段被割裂的民族记忆，一份被践踏的文化尊严。每成功追回一件，国内都会举行小范围的、不事张扬的迎接仪式，参与的文博工作者和知情者，常常热泪盈眶。
1951年，通过香港爱国商人斡旋，原藏于英国、被认为已毁于战火的唐代韩滉《五牛图》被成功购回。当这幅历经劫波的国画最终在故宫展开时，许多老专家泣不成声。
1952年，得知美国某博物馆有意出售一批殷墟甲骨，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凑集资金，历经波折，最终将三百余片甲骨迎回祖国。这些刻有古老文字的龟甲兽骨，被视为汉字源流的实证，其回归意义非凡。
这些早期的追索努力，成效有限，却意义深远。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从此将主动、有意识地守护和索回自己的文明遗产。它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后来数十年、乃至跨越世纪的国家与民间文物追索事业。它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渠道和人脉，更铸就了一种“纵有万难，必使国宝归家”的精神信念。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内忧外患交织的年代，新生政权以如此决绝的姿态开启文物追索之路，其背后是对文明传承的深刻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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