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推进线】
2039年6月，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董事会会议室。
与吉美博物馆相对务实的谈判氛围不同，这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几个世纪。厚重的橡木墙板、高悬的历代馆长肖像、窗外隐约可见的希腊式柱廊，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帝国博物馆的古老、威严与某种不言自明的固执。
华夏方谈判代表团由更高级别的官员带队，阵容也更加强大。而英方代表，除了博物馆馆长、董事会**，还有来自外交部和法务部门的官员，阵容齐整，态度礼貌而疏离。会议桌中央摆放的不是咖啡，而是传统的英式红茶，瓷器精美，却透着冷意。
“我们理解并尊重贵国对自身文化遗产的情感，”大英博物馆馆长，一位以学术严谨和保守著称的艺术史家，用平缓的牛津腔开场，“大英博物馆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开放的博物馆之一，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收藏、保护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杰作。我们的馆藏品，向每年数百万访客展示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促进了东西方的理解与欣赏。”
他略作停顿，目光扫过华夏代表：“关于部分文物的来源，历史背景确实复杂。但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文物的入藏发生在现代国际公约形成之前很久，其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和惯例。博物馆的职责是作为这些无价之宝的守护者，确保它们得到专业保护，并为全人类所共享。‘全人类遗产’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
这便是大英博物馆的核心立场，比吉美博物馆的“保管论”更加根深蒂固，也更具“帝国遗产”的傲慢底色。他们将自身定位为“人类文明精华的托管者”，巧妙地将殖民掠夺的历史转化为一种“普世使命”，并以此作为拒绝归还的道德和法律基石。
华夏首席代表，一位重量级外交官，早有准备。“馆长先生，我们认可大英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和公众教育方面的贡献。但‘全人类遗产’不能成为掩盖非法取得事实、剥夺原属国人民文化权利的理由。我们关注的这批文物，”他推过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包括《女史箴图》最佳摹本、大量敦煌绢画、以及众多青铜重器在内的二十余件核心目标，“其来源与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以及此后对华夏文物的系统性搜购密切相关。我们有完整的证据链，包括贵馆早期的入藏档案、掠夺参与者的书信日记、以及当时英国媒体的报道，足以证明其非法性。”
英方法律顾问立刻介入，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资深律师：“我必须提醒，根据英国法律，特别是《1963年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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