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冬季的到来，东北军的处境更加艰难。缺乏冬装的士兵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瑟瑟发抖，枪械冻得无法击发。
11月，苏军攻占密山，东北军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张雪亮在沈阳大帅府里，看着战报双手颤抖。
“少帅，不能再打了。”参谋长痛心地说，“我们已经伤亡被俘超过万人，部队士气低落，装备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当中东路事件的战火在东北边境燃烧时，在华夏的另一边，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正在悄然兴起。在秘密印发的《红旗》杂志上，一篇题为《中东路事件与华夏革命前途》的社论明确指出：“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对华夏主权的侵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行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金陵国民政府所谓收回路权的行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伎俩。”
这篇文章在知识界和工人群体中广泛流传，引发深刻反思。在魔都大学的一间密室里，教授李答正与进步学生讨论此事。
“先生，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冲突？”一个戴眼镜的学生问道。
李答推了推眼镜，严肃地说：“我们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待。金陵政府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所谓的革命外交，实则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
而在满洲里的战场上，梁终甲带领残部最后巡视阵地。寒风吹过满是弹坑的草原，卷起细雪，仿佛在为逝者招魂。
“旅座，我们就这样认输了吗？”一个年轻的军官哽咽着问。
梁终甲望着远方苏军的营地，久久不语。最后，他摘下军帽，向着阵亡将士的方向深深鞠躬，随后兵败被俘。
寒冬降临，但民众觉醒的热潮却如火如荼。在金陵路上，示威群众与巡捕发生冲突，多名学生被捕。消息传出后，魔都各大学校立即组织营救委员会，律师公会也派出义务律师为被捕学生辩护。
在狱中，一位学生领袖对前来探视的同志说：“不要为我担心。重要的是让更多同胞认清真相，明白谁才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的。”
同年12月，金陵政府被迫同意谈判。在苏联的压力下，华夏方代表蔡运生前往伯力。
谈判桌上，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态度强硬：“必须恢复中东路原状，赔偿苏联损失，严惩肇事者。”
蔡运生据理力争：“中东路本应属于华夏，我们收回自己的权益，何错之有？”
但实力的差距让外交辞令显得苍白无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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