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江夏、汉阳两县的赋税徵收工作顺利完成。
武昌府知府郭崑焘、汉阳府知府王大雷，江夏、汉阳两县主要的地方官，连同廉察司、审计司的官吏来到北王府大殿向彭刚汇报了江夏、汉阳两县的赋税徵收情况。
或许是江夏、汉阳两县就在眼皮子底下，盯得紧的缘故。
抑或许是江夏、汉阳两县的官吏经过精挑细选，道德素质较高，也可能是江夏、汉阳两县广西、湖南的老军属多的原因。
江夏、汉阳两县徵收赋税过程中，并未发生贪墨事件，至少廉察司、审计司、圣库三方都没有发现有贪墨之事发生。
彭刚沿用的是清朝的赋税制度，只是在其基础上略微进行改进，以复式记帐法取代了从唐宋沿用至清的四柱清册法（单式记帐法），并设立了独立的审计部门，专司审计。
毕竟眼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未发生变革，彭刚不可能，也没必要推倒原来的赋税制度，建立一套新的赋税体制。
沿用传统的赋税制度是最为现实，也是最高效的选择。
清代的赋税主体是田赋（土地税）和丁银（人头税）。
在雍正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之後，全国的丁银基本上都摊入了田赋中，合并徵收，称之为「地丁银」。这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主要税收。
除了地丁银之外，还有一系列附加税和杂税。
主要为在徵收银两时，以弥补熔铸损耗为名加征的附加税，名曰耗羡归公。
耗羡名义上为正税的10%~15%。
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清廷火耗归公，地方官的养廉银大部分来源於耗羡，故於耗羡部分征的特别狠，常实征20%50%。毕竟养廉银是他们的合法收入。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也是在雍正正式推行并制度化的。
耗羡部分北殿是以正税10%的比例进行徵收的，算是真正的善政。
成色不一的散碎银两不仅不利於赋税的徵收，也不利於商贸，其中的操作空间也很大。
耗羡这一附加税彭刚打算在采购的铸币机到货，成立铸币厂後，铸造发行贵金属铸币，进而逐步取消耗羡。
另一个很重要的附加税便是漕粮了。
湖北是重要的漕粮省份，需要向京师运送粮食。这部分税收以实物（米、
麦）为主，有时也会折成银两徵收，称为漕折。
原来的漕粮（漕折）彭刚是以军粮的名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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