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恐怕是二人最後一次见面。
赵佶准允了张商英的辞呈，成年人的离别，沉重却也乾脆。
张商英的轿子消失在宫门之外，赵佶独自回到案前。
殿内还残留着药气和老人身上那股沉沉的暮气。
他站在那里，望着远处宫墙的黑影，心里反覆转着方才的对话。
张商英推荐了侯蒙和徐处仁。
侯蒙不能选，这个不必再想，伎术官的问题太过敏感，既然侯蒙摆明车马不支持这件事，赵佶肯定不能选择他来担任少宰。
徐处仁倒是可以见面谈一谈，此人如果在伎术官问题上反对立场没有那麽坚定的话，倒是可以用上一用。
但真正让他在意的，还是宗泽的事。
张商英说得对，宗泽是文臣领兵的好苗子，可眼下河北的差事已经了结，再留在黄河使的位置上名不正言不顺。
若不给他寻个合适的去处，这人情和才干就都空耗了。
赵佶回到案边，看到那张写着「宗泽」二字的纸，忽然想起吴晔回京那夜说的话。
「水泊梁山的问题处理不好，必然成为朝廷心腹大患。」
他当时只当是吴晔的未雨绸缪，如今回头再看，却觉得这正好是宗泽的去处。
梁山泊匪患不是边关大事，让宗泽以文臣身份领兵剿匪，既能试他的成色，又不会在朝中引起太大的波澜。
打好了，是他宗泽的本事；打不好，也不过是一股水寇，伤不了朝廷的筋骨。
赵佶想到这里，心里那杆秤终於稳稳落了地。
关於宗泽的任用，就可以不用那麽急了。
黄河使是临时的钦差性质的工作，在黄河水患结束那一刻起，其实宗泽的权柄已经消失了。赵佶可以让他马上回京，也可以让他在河北多待一阵子。
考虑到水泊梁山的问题，赵佶选择了後者。
黄河水患影响了水泊梁山，那是立竿见影的，赵佶在许多奏状中，找到了景东路送上来的奏状，确实如此。
不过关於农民失地这些问题，官府倒是提也没提。
赵佶已经习惯了，官府报喜不报忧，这是许多地方官的惯例。
他准备让皇城司的人，去地方上多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赵佶回到案前，让人进来传了两道口谕，一道是召户部尚书徐处仁明日崇政殿觐见；
另一道是让吴晔明日进宫，写完交给内侍，
他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