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
譬如，被视为科举公正基石的“糊名誊录”制度，在此间的大乾朝，就从未出现。至今，士林之中还有类似唐朝的“行卷”之风。
唐胤为什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周永绊倒了？就是因为在周永那，唐胤的朱卷简直是单向透明的。他知道哪份是唐胤的，知道在哪个环节可以下手。
修订科场制度，这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触动无数人奶酪的事情，若真糊名誊录，一旦实行，试卷隐匿姓名籍贯，再经他人誊抄，笔迹也无从辨认，那些依靠提前请托、依靠辨认字迹、依靠考官心照不宣而上下其手的达官贵人，他们的操作空间将被极大压缩，甚至彻底堵死。王干炬贸然提出这制度，是会犯众怒的。
以后，尚书的公子可能就考不中状元了；国公悉心栽培的女婿，说不定就会名落孙山。
这还得了？
哪怕如此，王干炬其实还是早就打定主意要上书陈事，只是他不打算和江峰说罢了，不是不信任，而是没有必要。说了又能怎么样呢？除了给这位热血未凉的书生带来烦恼，再无用处。
“臣闻抡才大典，国之重器；取士之道，贵在至公。近日礼部司务周永挟私报复、屡坏举子唐胤前程一案，已蒙圣断，元凶伏法。然臣反复思之，犹觉骨鲠在喉，不能已于言者，非独为一唐胤鸣冤，实为天下寒士、为朝廷纲纪、为百年树人根本计也。”
“承光，你这有些直白了。将科场弊端拔得如此之高，置历来主持科考的阁部重臣于何地？”蔡炜才看完王干炬《请定科场条格以绝弊窦疏》的第一段，就皱起了眉头。
王干炬无所谓地说：“所谓割肉剜疮，下刀不狠，直抵病灶，如何能祛除沉疴，一劳永逸？侄儿以为，既已决定要说，便无须遮遮掩掩，婉转其词。”
蔡炜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口气，接着往下看。
“我朝科举承隋唐旧制，以文章取士，本意至善。然相沿既久，弊窦渐生，其尤著者有三：
其一，试卷不密，请托易行。士子墨卷直达考官，姓名、乡贯、笔迹一览无余。虽有“行卷”古风，美其名曰前辈鉴拔，实则开奔竞之门。权贵可预先关说，考官可徇私辨认，宵小如周永者，亦能窥伺特定试卷，精准施害。
其二，考纪松弛，防闲不严。贡院虽设搜检，然号舍管理、巡绰监察多赖人情，罕用重典。前有嘉佑三十二年“失火”焚卷，三十五年“风邪”落水，皆因关防疏漏，使一人之私心，竟能屡坏国家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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