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我们追求民主与科学。
第二、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促进了新道德的发展。代表中国封建道德的封建礼教不仅限制个性自由违反人性，而且它严重阻碍了民众现代心理基础和思维方式的进步。
第三、促成了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换。文言文显然已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因为它难已准确表述，而旧文学不适合新形式下文学世俗化之要求。
第四、促进了教育的改革。教育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从教育的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巨大改变。其明显改变是自然科学占据比重增大及儒学内容大为减少，它有利于智能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
无庸讳言，新文化运动仍有许多不足，而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其不彻底性，即作为文化复兴运动，它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够，还未达到现代社会之要求。新文化运动并未完成文化上的破旧立新任务。它虽然破坏了传统文化，但并未使它所倡导的启蒙精神在社会中、在文化中扎根。事实上，中国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存在培育启蒙精神的土壤，难以培植起启蒙精神。相应的，在外患与内乱并存的动荡局势下，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显得“不合适宜”。因此，当列强进逼之时，反帝与救亡的呼声就淹没了启蒙的旋律。因此，启蒙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部分是历史上尚未完成的课题，它应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下尽快完成这一课题。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讲，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和其倡导的文化启蒙，实质上提出了中国思想文化现代问题。
从文化、教育、民主、科学三方面考察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则更能说明问题。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讲，这一期间，文学上虽有《焚剑记》、《春梦留痕》、《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战地莺花录》等到力作，但缺乏《十日谈》、《庞大固埃》（〈法〉拉伯雷著）、《乌托邦》（〈英〉托马斯·莫尔著）、《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级名著，且缺乏人主义思想；政治、虽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思想家，但缺乏像《君主论》（〈意〉马基雅弗利著）、《新工具》（〈英〉培根著）、《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著）等到系统的、深刻的政治著作；艺术方面亦缺乏名作和大家……人民主角度讲，新文化教育运动或许促进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形成和以后的政治架构，但包括启蒙者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未对民主产生正确认识。即便是孙中山也“自己以救世主的姿态对待人民”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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