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备课。”陈秀山说，“老年大学有监控，可以查。我七点到九点都在办公室。”
又有不在场证明。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林海注意到信里的一个词：该还的债。吴建国认为自己有债要还。对谁还？陈秀山？还是其他人？
“陈老师，”林海问，“您知道吴建国说的‘债’是什么吗？”
陈秀山沉默良久，然后低声说：“也许……是人命。”
“什么？”
“我姐姐死后，吴建国说过一句话：‘秀兰的命，我以后还。’我当时以为他疯了，没当真。现在看来……”
吴建国可能真的认为自己欠妻子一条命。所以十五年后的约定，可能是与妻子的“重逢”——用死亡偿还。
“但他是被杀的。”林海说。
“也许……”陈秀山的声音很轻，“是他求别人杀他。他知道自己下不了手，所以找人帮忙。”
求死。这个可能性林海想过，但如果是求死，为什么布置那么复杂的现场？为什么调准所有钟表？为什么手握齿轮和怀表？
“除非，”林国栋开口，“帮他的人，也有自己的执念。两个人的执念叠加，产生了这个仪式化的现场。”
吴建国想死，想与妻子“重逢”。而帮他的人，想“纠正错误”，想“完成约定”。两个人目标一致，但理由不同。
这个帮凶，可能就是那个“第三个人”。
“陈老师，”林海最后问，“您觉得，谁可能帮吴建国完成这个……‘约定’？”
陈秀山想了很久，然后说：“一个和他一样，认为时间停在那天晚上七点十五分的人。一个也失去了重要东西的人。”
也失去了重要东西的人。可能是陈志刚（失去了师父的认可和十五年时光），可能是李卫国（失去了职业生涯和内心安宁），可能是王德发（失去了同事和工作环境），也可能是赵永强（失去了什么？）。
甚至是陈秀山自己——失去了姐姐。
但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或者有矛盾之处。
“先去看仓库。”林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