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清晰，又是经营了三十年的铺子。拆迁补偿标准有明确规定，不是他们说了算的。”
孙师傅攥着那份产权证，手有些抖。
“那……那我该怎么办？”
林修想了一下。
“你把材料留下。”他说，“我帮你看看。”
孙师傅走后，林修坐在树下，把那几份材料又看了一遍。
十一点，第二个客户来了。
是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穿着单薄的羽绒服，脸冻得通红。她站在院门口，不敢进来，只是往里张望。
林修看见她，起身走过去。
“找谁？”
姑娘看见他，连忙后退一步，又站住。
“请、请问，是林先生吗？”
林修点了点头。
姑娘犹豫了一下，跟着他走进院子。
她在石凳上坐下，两只手攥着羽绒服的拉链头，攥得指节发白。
“我叫小杨，”她说，“是别人介绍来的。”
林修给她倒了杯热水。
她接过去，捧在手里，很久没有说话。
林修也不催，只是坐在对面等着。
“我弟弟，”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被抓进去了。”
林修看着她。
“怎么回事？”
小杨的眼眶红了。
“他跟几个朋友喝酒，喝多了，跟人打起来。他……他推了那人一下，那人摔倒了，头磕在台阶上……”
她说不下去了。
林修等着。
“那人死了。”小杨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我弟弟被判了三年。可是……可是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她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林修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她，看着她单薄的羽绒服，看着她冻红的手指，看着她发梢上还没化的雪。
“你父母呢？”他问。
小杨抬起头，抹了一把眼泪。
“我妈走得早，”她说，“我爸……我爸不管我们。”
林修沉默了一下。
“你弟弟的案子，有材料吗？”
小杨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跟孙师傅那个一样，皱巴巴的，装着几份文件。
林修接过来，一份一份看过去。
判决书，上诉状，还有一份手写的谅解书——死者家属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