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六月初七夜，于黑土岭矿场外围，截杀试图逃离矿工三十七人，手段残忍，证据有幸存矿工指认及现场遗留兵器为证！
其后更参与迫害朝廷命官方严知、吴清、常庚，罪大恶极！你可认罪？”左都御史的声音带着愤怒的颤音。
那凶悍的汉子梗着脖子，似乎还想挣扎，但看到堂上那堆积如山的卷宗，看到堂上几位大人要喷出火来的目光，尤其是陈知礼那平静无波却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最终像泄了气的皮球，颓然低头：“……认罪。”
这样的场景，日复一日地在三司会审的大堂上重复着。
犯人被一批批押上来，罪行被一条条宣读，铁证被一件件展示。
认罪、画押、被拖下去。整个过程高效、冰冷，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程式化。
因为有皇帝的定调在前，有铁证在手，三司的官员们根本无需过多辩论，也无人敢为这些板上钉钉的逆党开脱。
唯一的难点，在于“量”。
涉案人员实在太多了！
从核心的王府属官、朝廷大员，到外围的办事胥吏、皇商管事、地方爪牙，甚至一些仅仅提供过便利或收受过小恩小惠的边缘人物，在皇帝“凡查有实据者，一律严惩”的旨意下，都被网罗进来。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需要核实身份、确认罪行、整理证据、形成最终的判决文书。
卷宗浩如烟海，人名密密麻麻。
陈知礼几乎成了人形卷宗库。
李涛每每需要确认某个细节、某条关联，目光便会下意识地投向陈知礼。
陈知礼总能立刻从那堆积如山的纸堆中精准地抽出需要的卷册，或者干脆不用翻看，便清晰地复述出时间、地点、人物、金额等关键信息。
他的声音因为连日说话和疲惫而带着一丝沙哑，但条理依旧清晰无比，逻辑严密如初。
“陈大人，关于通州那个转运仓库的管事王三省，他与齐王府管家的银钱往来，具体是几次？每次金额多少？可有旁证？”
李涛揉着发痛的额角问道。
陈知礼眼皮都没抬，手指在面前一份摊开的账册副本上点了点：“回大人，三十六年四月两次，一次五百两，一次八百两；同年九月一次，一千二百两；景和十七年二月一次，两千两。
旁证有王三省家中搜出的银票存根，以及齐王府账房先生的口供，记录在丙字卷第七十二号证词中。”
“……好。”李涛疲惫地挥挥手，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