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在征服过程中立下“功劳”的倭人士兵，刘盈确实给予了“优厚”待遇——免于被送往大汉本土做苦力，并被宣布因其“立功赎罪”，此生若能继续效忠大汉，则“来世可免于受苦受难”。
但这“优厚”的背后，是更深远的算计。
刘盈并未让他们留在倭国享受胜利者的滋味，而是将他们整体迁移安置到了朝鲜半岛，这个与倭国拥有深仇大恨的国家。
此时的朝鲜，因之前卫满朝鲜的覆灭和汉军的进驻，本就对时常寇边、与卫满势力有所勾结的倭人充满敌意。
将这批手持武器、自恃有功的倭人降军安置于此，无异于将火种投入干柴。
一方面，这些倭人降军在朝鲜必然受到当地民众的仇视和排挤，为了生存和维系那点可怜的“特权”，他们只能更加紧紧地依附于大汉驻军和官府，成为大汉在朝鲜地区一支可靠的、用于制衡本地势力的“伪军”。
另一方面，他们的存在也时刻刺激着朝鲜人，让朝鲜人将历史积怨部分转移到这些“倭奴”身上，从而减轻对大汉直接统治的抵触。
同时，倭人与朝鲜人互相敌视、互相监视，谁都无法坐大，只能争相向大汉表忠，以求压制对方。
刘盈轻松地将潜在的矛盾转移，让两个族群在内耗中同时削弱，并更加依赖大汉的仲裁，从而稳固了大汉帝国在东北亚的统治。
至此，刘盈对倭国的改造计划初步完成，肉体上，精英被瓦解或驯化，平民被迁移为奴；精神上，“罪孽感”和“赎罪论”摧毁了其残存的民族自信；结构上，残余的武装力量被置于他处，成为制衡他人的棋子。
倭国故地，只剩下老弱妇孺和少量汉军屯田兵，以及源源不断运往大汉的资源。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在政策与宗教的双重绞杀下，悄然断裂。
这场征服，没有庆典，只有无声的制度运转和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命运沉浮。
而刘盈知道，这仅仅是他构建的东亚新秩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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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阙，歌舞升平。
市井坊间，百姓们茶余饭后无不称颂当今天子刘盈的文治武功。
开疆拓土，尤其是东平倭国，使得大汉声威远播四海，万国来朝的气象似乎预示着又一个鼎盛时代的来临。
刘盈高踞龙椅，接受着臣民的山呼万岁，脸上是符合期待的威严与淡然，但眼底深处，却始终凝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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