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自示范，要求各级军官必须精通，再层层传授士卒。
“此阵不求个人勇武，重在协同如一，如长江之水，层层叠进，稳如磐石。”他在校场上对集合的将官们训话，声音因江风而显得有些嘶哑，却字字清晰，“北伐非是浪战，欲攻必先能守。京口乃我朝门户，门户不固，谈何进取？”
他演示剑阵，动作沉稳有力，步伐扎实，虽无年轻时那般迅疾如电，但一招一式皆蕴含着如山岳般的厚重与江流般的连绵，看得不少行伍出身的将领暗自点头。
他更关心粮秣辎重、战船器械。查阅府库，存粮不足，军械匮乏，战船年久失修。他一面紧急上书朝廷，请求拨付钱粮物料；一面动用知府与安抚使的权限，在浙东一路内“劝募助饷”，发行“防江军券”，向富商大贾筹措资金，同时召集工匠日夜赶造、修缮战船与守城器械。这些举措自然触动了不少地方势力的利益，怨言与阻力随之而来，但辛弃疾态度强硬，以“军国大事”压之，推进虽艰难，却也初见成效。
然而，他最倾注心血的，还是那份反复斟酌、字字推敲的北伐方略。夜深人静，官署书房的灯火常常彻夜不熄。他结合自己对北方地理、金国军政的深入了解以及眼下宋军实际状况，写下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北伐机宜疏》。
在疏中，他开宗明义：“北伐之事，关乎国运，不可不慎，尤不可躁。”
他详细分析了金国当前内部矛盾（北方蒙古兴起牵制、女真贵族腐化、汉族百姓离心），但也指出其军力犹存，尤其骑兵优势仍在。针对宋军现状，他提出了“先固后攻，稳扎稳打”的八字方针：
“一曰固根本：当以襄阳、鄂州、江州、镇江四大重镇为支柱，深沟高垒，精练屯兵，广积粮储，打造坚船利械。使江淮防线固若金汤，立于不败之地。
二曰联民心：选派干员，潜入山东、河南等沦陷区，秘密联络抗金义军，提供资助，传递情报，扰乱金人后方，使北伐之时有内应可恃。
三曰择战机：北伐不可浪战，必待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当密切关注金国内乱、边境空虚之机，或待其与蒙古等强敌纠缠、无暇南顾之时，方可集结精兵，由襄阳出荆襄，由镇江出江淮，水陆并进，互为犄角，直指汴洛。
四曰重后援：朝廷需专设北伐统帅部，统一事权，保证前线粮饷、兵员、器械源源不断。切忌朝令夕改，或将帅掣肘。”
他特别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完成京口及整个浙东、江淮防线的整顿与强化，练兵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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