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码头工人低声说，“不直接取消民主程序，而是‘延期’。不关闭申诉处，而是‘调整权限’。用温和的词语包装强硬的事实。”
“那我们怎么办？”工人问。
“继续工作，但眼睛要亮。”马库斯说，“注意港口的异常船只，注意物资的流向，注意谁在借机扩大权力。”
与此同时，在公民申诉处，志愿者们聚集在后院，听莱桑德罗斯解释变化。
“从今天起，我们只能受理和调查被认定为‘紧急’的案件，”莱桑德罗斯说，“标准是：涉及生命危险、基本生存需求、或战争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其他案件记录后暂缓。”
一个年轻志愿者举手：“谁来认定是否紧急？”
“中级审核小组初步认定，有争议的由索福克勒斯大人和我最终决定。”莱桑德罗斯停顿，“但我们要注意，不能滥用这个标准。如果我们将所有案件都标记为紧急，就会失去公信力；如果过于严格，就会让申诉处名存实亡。”
他们制定了临时指引：粮食短缺致饥饿、住房危险致安全威胁、人身暴力威胁、战争相关腐败——这些算紧急。普通的商业纠纷、邻里矛盾、非紧急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些暂缓。
下午，申诉处接待了第一批“紧急状态”下的申诉者。数量减少了，但问题更尖锐：
一位母亲申诉，她儿子被强制征召加入临时民兵，但家里还有三个幼儿需要抚养；
一位寡妇申诉，她丈夫战死后的抚恤金被以“战时财政调整”为由削减一半；
一位商人申诉，他的仓库被“临时征用”储存军用物资，但没有补偿，也没有归还期限。
这些案件都触及战争时期的根本矛盾：集体安全与个人权利的冲突。
莱桑德罗斯亲自处理那位母亲的案件。她的儿子是家里唯一的成年男性，如果被征召，家庭将失去生计。
“规定是每家至少出一名成年男性参与城防，”负责征召的官员说，“这是公平的。”
“但她家情况特殊，”莱桑德罗斯争辩，“三个幼儿最大的才五岁。如果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养家，实际无法生存。”
“战时没有特殊，”官员面无表情，“否则每个人都找理由。”
莱桑德罗斯理解官员的逻辑，但也看到其中的不公。最终，他找到安东尼将军，请求特例。将军权衡后，同意让这位儿子改为每周两天参与非战斗性的后勤工作，其余时间可以工作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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