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钱从银行金库里取出来的时候，经手人姓高。被塞进蛇皮袋的时候，经手人姓高。被埋在陈国良父亲柴房里的时候，经手人还是姓高。二十二年前的这五十万，从头到尾都刻着一个“高”字，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顺着这个字往下查。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一堆钞票上的捆扎痕迹——谁会去研究钱的包扎方式呢？栽赃者不会想到有人会去看这个，因为他们自己从来不看。而陆峥会看，因为他是刑警出身，他的教官教他的第一课就是：犯罪分子最不会伪造的，就是他们觉得不重要的细节。
陆峥拿出手机，对着那张照片连拍了五张，又打开一个加密笔记软件，把银行名章上那个模糊的“高”字圈出来，标注了一行小字——“查江城商业银行中山路支行，高姓经办人”。然后他继续翻看案卷的其他部分。在翻阅刘文昌的公司财务记录时，另一份不起眼的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份公司年检报告，夹在账本和税务登记证之间，封面上印着“江城商会会员企业·江城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文昌，注册资本五百万。但在股东名-册-那一页，有一个被划掉的名字。
名字被钢笔横着划了一道，墨迹很重，几乎把原来的字迹完全盖住。陆峥把纸举到灯下，变换角度反复辨认，终于从墨迹的缝隙里拼出了几个残存的笔画。那个被划掉的名字，是“张敬之”。
张敬之。沈知言的导师。“深海”计划的发起人。一年前从实验楼顶层坠楼身亡。他不仅是陈国良那份七人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还是刘文昌公司的原始股东。他在二十二年前就和刘文昌有商业往来，在刘文昌被捕后立即划清界限，将自己从股东名册上抹去。他为什么划掉自己的名字？是因为怕受牵连？还是因为——他怕被人发现他和刘文昌之间的真正关系？
陆峥在案卷里找到了一页泛黄的会议纪要。那是二十二年前“惊蛰”专案组的内部讨论记录，参会人员包括陈国良和另外三名刑警。会议纪要的最后一页，是陈国良手写的一份补充意见，字迹刚劲有力，和他审讯笔录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内容不长，只有寥寥数行，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隔着二十二年的时光依然锋利刺骨——“经查，商会副会长刘文昌的公司尚有股东一名未列入嫌疑人名单，系张敬之。张系科研人员，与刘有长期资金往来，建议纳入调查范围。另，发现刘与某境外机构存在多年联系，资金渠道复杂，不排除高层渗透。此案不宜草率结案，恳请上级给予更多时间深挖。”
专案组组长的批示就在同一页上，只有四个字——“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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