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晨会上的“意外”与死寂后的涟漪
三天。
对张艳红而言，这七十二个小时，漫长得如同三个世纪，又短暂得仿佛弹指一瞬。
每一分，每一秒，都浸泡在巨大的压力、无休止的焦虑、以及一种近乎麻木的、机械般的坚持里。
母亲那里，她没有再去酒店。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也不能。韩丽梅那句“自己解决”和“不要影响工作”如同紧箍咒，死死勒在她的头上。她只是用新办的、最廉价的手机卡，给母亲那个老旧的手机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没有解释，没有哀求，只是用最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语气，陈述了几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她的工资数额（隐瞒了大部分）、在南都市的生活成本、韩丽梅只是上司而非救世主、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如果母亲再来公司闹事，最可能的结局就是她立刻失业，全家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哥哥的婚事、弟弟的学费、父亲的药费，将全部化为泡影。
短信的最后，她写道：“妈，要么，你相信我，给我时间，我会尽力。要么，我们现在就一起回老家，我找个月薪两三千的工作，大家一起过更苦的日子。你选。”
这条短信，她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指节捏得发白，眼泪滴在屏幕上，晕开了字迹。发送的那一刻，她感觉像是亲手扼杀了心里某个柔软的部分，冰冷而刺痛。但发送后，一种奇异的、带着罪恶感的轻松，也随之而来。她知道，这是威胁，是摊牌，是将亲情放在现实的天平上称量。很卑鄙，很不孝，但这是她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划清界限的方式。
意料之中的，母亲没有回复。没有电话，没有短信，石沉大海。这种沉默，比任何哭闹和斥责都更让张艳红感到煎熬。她不知道母亲是妥协了，还是在酝酿更大的风暴，抑或是彻底对她这个“不孝女”死了心。但无论如何，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当林薇告知她，酒店那边反馈她母亲已经自行退房离开，并未续住，也没有再到公司来时，张艳红悬了三天的心，才终于从嗓子眼稍微落下去一点，却并未感到轻松，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夹杂着愧疚和茫然的疲惫。
家庭的风波，以一种粗暴的、两败俱伤的方式，被暂时按下了暂停键。而另一边，工作的“考试”，她熬过来了。
那晚从韩丽梅办公室出来后，她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却凭着最后一丝不肯熄灭的本能，强迫自己坐回电脑前，戴上耳机，屏蔽掉脑海中所有嘈杂的声音，将全部注意力灌注到那份该死的会议纪要上。胃痛、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