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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中弹。是体力彻底耗尽。
他靠着废墟的墙根滑坐下来，脸白得像石灰，嘴唇干裂起皮，每一次呼吸都能听见胸腔里的杂音。手臂上的感染已经蔓延到腋下，红肿发亮，触目惊心。
“队长。”他抬起手，递过来那挺他背了十三天的PKM机枪，“子弹……早没了。”
宋启明接过机枪。很重。他一直知道机枪很重，但此刻这重量格外清晰。
“走吧。”安德烈说，“别管我。”
宋启明看着他。
这个俄罗斯汉子，十三天前还在说“我老婆的普雷结是全斯图加特最好吃的”，此刻正用尽全力维持一个微笑，但嘴唇颤抖得不成形状。
宋启明没有说“会回来的”。他不说谎。
他只是蹲下身，把仅剩的那支吗啡推进安德烈的手臂。
“撑住。”他说，“接应点见。”
安德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一次，嘴唇没有抖。
“好。”他说，“接应点见。”
宋启明站起来，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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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分钟，宋启明身后只剩下两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还在往哪个方向移动。西边，应该是西边。太阳的位置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一次射击都要带走至少一个追击者的战斗力。
他的狙击步枪还剩三发子弹。
他选了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跑在最前面的尖兵，射中左膝——需要手术，需要钢钉，半年内无法重返战场。
第二个是正在呼叫炮火支援的通讯兵，射中右肩——锁骨粉碎性骨折，神经损伤程度待查。
第三个是带队的小队长，射中防弹插板边缘，子弹从侧肋钻入——不会死，但失血会让他在一小时内失去指挥能力。
三枪，三人倒下。
然后他把打空了的狙击步枪扔进废墟，拔出卡尔的配枪——***19，只剩七发子弹。他检查了一下，插回枪套。
还不够。还要更远。还要更多人活下来。
“队长。”身后唯一的幸存者突然开口。是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名字宋启明一直记不住。他此刻脸色惨白，左手捂着小腹，指缝里渗出的血已经变成黑色。
“我走不动了。”他说，声音很轻，像在陈述一个天气事实，“你先走。”
宋启明看着他。
“我打死他们四个。”年轻人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