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研究所时，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六月的北京已经开始炎热，但金融街两侧的高楼挡住了大部分阳光，街道上有种压抑的凉爽。
沈清如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手轻轻放在腹部。孩子今天很安静，也许是在飞机上累了。她想起昨晚和陈默的通话，他说今天要和张磊见面，讨论那三个项目的具体方案。
如果监管层真的开始“窗口指导”，那么他们模型给出的建议——尤其是那个“10送2.5股底线”——就更有价值了。
出租车来了。沈清如上车，对司机说：“去首都机场。”
她要赶下午两点的航班回深圳。时间很紧，但必须回去——北京的风声已经听到了，接下来要看深圳的市场如何反应。
二、政策的“第二层思维”
下午四点，深圳宝安机场。
陈默在到达大厅等着。看到沈清如从通道里走出来时，他快步迎上去，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和电脑包。
“累了吧？”他问。
“还好。”沈清如脸色确实有些疲惫，但眼睛很亮，“车上说，有重要情况。”
坐进出租车，沈清如把上午会议的内容简要告诉了陈默。当说到“窗口指导”和“10送2.5股隐形底线”时，陈默的眼睛也亮了。
“这印证了我们的模型。”他说，“我们测算的合理区间下限就是10送2.5股。”
“不止如此。”沈清如从包里拿出会议笔记，“所长还提到，监管层希望第二批试点‘更加平稳’。这意味着，那些对价可能偏低、容易引发高反对票的公司，可能不会被优先放行。”
“那国信那三个项目……”陈默立刻想到。
“广东科技公司危险了。”沈清如说，“估值太高，对价怎么给都不够。如果监管层要‘平稳’，这种公司可能被推迟。”
陈默快速思考着。如果是这样，他们给国信的建议就要调整——不仅要考虑市场反应，还要考虑监管倾向。
“还有，”沈清如继续说，“所长提到全流通后的减持规则可能在研究。如果大股东减持受到限制，那么对价可能会被要求更高，因为流通股东获得的‘补偿’需要覆盖更长的锁定期。”
“这是一个重要变量。”陈默说，“我们的模型里还没有考虑这个。”
“需要加进去。”沈清如看着车窗外飞逝的街景，“政策变化会改变所有参与方的预期和行为。我们如果只盯着公司数据和市场情绪，会漏掉最重要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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