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会被嘲讽、曲解、攻击。
明知道那些最恶毒的评论会精准地刺向她的性别、她的身份、她作为母亲的角色。
她还是写了。
因为她必须写。
就像她必须呼吸。
就像她必须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证据——证明在2007年的秋天，在所有人都冲向山顶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山腰，对着呼啸而过的狂欢人群，喊了一嗓子：
“前面是悬崖。”
没人听。
但她喊了。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夜色完全降临了。
婴儿床里，陈曦在梦中动了一下手指，又沉沉睡去。
沈清如把女儿轻轻放进小床，盖上那床印满小星星的棉被。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
陈默站在她身后。
“你后悔吗？”他问。
她摇摇头。
“写的时候，我就在想，”沈清如说，“1999年我刚入行的时候，带我实习的老师说，做财经记者，一辈子能写三篇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就不错了。”
“当时不懂。”
“后来懂了。”
她看着窗外深南大道上稀疏的车流。
“第一篇，是2000年揭露某庄股关联交易的那篇调查。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写这种文章会被威胁。”
“第二篇，是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刚开始时，写的那篇《股改盛宴下的阴影》。那是第一次有人骂我‘阻碍改革’。”
她顿了顿。
“第三篇，就是今天这篇。”
她转过身，看着陈默。
“三篇写完了。”
“我的记者生涯，没有遗憾了。”
陈默看着她。
四十一瓦台灯的光线下，她的眼角有细纹，鬓角有白发，皮肤比七年前暗了一些，轮廓却比七年前更加清晰。
他想起1999年第一次在研讨会上见到她——那时她二十七岁，穿一身深灰色套装，头发扎得很紧，提问时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
现在她三十四岁，穿一件洗到微微发白的开衫毛衣，头发随意挽在脑后，眼神还是那样锐利。
只是锐利的东西，如今被她收进了更深的鞘里。
“清如。”陈默叫她。
“嗯？”
“你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