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离开公司，把自己关在这间交易室里，对着净值曲线，一遍一遍地问：我们预见了风险，我们做了准备，为什么还是输得这么彻底？”
她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俯视着他：
“你找到答案了吗？”
陈默抬起头，看着她。
台灯的光从侧面打过来，在她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阴影。她的眼神很平静，但那平静底下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质问，是某种更深的、近乎悲悯的理解。
“没有。”他诚实地说，“我找不到。”
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想过所有可能的原因——港股配置失误，平安再融资应对失当，仓位调整不够及时，客户沟通存在缺陷……每一项，我都能列出三条以上的改进方案。”
他顿了顿：
“但把这些改进方案全部加起来，能解释-35%的回撤吗？能让净值从0.68变回1.00吗？”
他摇头：
“不能。所以这些不是答案。至少不是真正的答案。”
沈清如看着他。
“那你觉得，真正的答案在哪里？”
陈默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夜色更深了。远处香港的灯火，有几盏熄灭了。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但我想，也许问题不在于‘我们做错了什么’。也许问题在于——我们一直以为，投资是做‘对’的事就能赢的游戏。”
他顿了顿，声音放得更轻：
“但2008年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做对事就能赢’的游戏。这是一个……你做得再对，也可能输的游戏。”
这句话落在寂静的交易室里，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涟漪一圈圈荡开。
沈清如没有立刻回应。
她转身走向白板——那块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半行张浩遗存公式的白板。
她拿起一支黑色马克笔，在中央写下一个词：
“金融”
然后在它下面，划了两道横线。
“1992年，你第一次买股票的时候，”她转过身，看着陈默，“你觉得金融是什么？”
陈默回忆：“是K线图，是成交量，是市盈率。”
“2000年呢？”
“是公司研究，是行业分析，是价值投资。”
“2005年呢？”
“是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