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反正就是想把这四年的事，从头到尾理一遍。”
陈默愣了一下。
“理一遍？”
“嗯。”沈清如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到某一页，“你看，2005年4月公司成立，那时我们三个人，意气风发。2006年第一次突破十亿，大家喝醉了抱在一起哭。2007年牛市顶峰，赵峰说‘这辈子跟你合伙，值了’。2008年1月，模型第一次失效。2008年9月，雷曼破产，我们的债券被冻结。2008年10月，赵峰走了，周明走了，张浩走了……”
她一项一项念着，声音平静得像在读一份与己无关的年表。
但念到“张浩走了”时，她的声音微微顿了一下。
陈默沉默地听着。
“你记这些干什么？”他问。
沈清如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愤怒，甚至不是疲惫。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手术刀般的冷静。
“我想知道，”她说，“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她顿了顿：
“不是‘市场害的’，不是‘赵峰背叛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哪些事本来可以不一样。”
陈默没有说话。
他想起这几个月，自己无数次问过同样的问题。但每一次，答案都停在“市场太极端”“危机超预期”“客户不理解”这些外部因素上。
他从没想过，要把刀对准自己。
“你看，”沈清如翻开另一本笔记本，“2006年9月，市场涨得最疯的时候，你在投决会上说‘好公司不怕贵’。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有说出来。我怕扫兴，怕显得太保守。”
她翻到下一页：
“2008年3月，贝尔斯登倒了。我写了一份预警报告，赵峰在会上说‘过于悲观’。你说‘平衡一下’。我接受了那个‘平衡’，没有坚持。”
她抬起头：
“这些时刻，如果我当时说出来——不是作为你的妻子，而是作为公司的研究总监——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陈默看着她，很久。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沈清如说，“但我想把这些都记下来。不是为了后悔，是为了下一次——”
她顿了顿：
“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陈默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