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来自美国梅奥诊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德国夏里特医院，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以及北京、上海顶尖医院的神经外科、神经内科、重症监护专家，在接下来十几个小时里，通过高清视频系统，与凯恩斯医院的戴维斯团队、随行的陈主任，以及苏晚、靳寒，进行了数轮紧张而高效的跨国会诊。病历资料、影像图片、实时监测数据在屏幕上共享，各种专业术语和讨论在空气中碰撞。
专家们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一部分专家倾向于继续保守治疗，认为苏建国年龄偏大，出血位置手术风险过高，且目前生命体征在药物支持下尚算稳定，应观察等待，依靠身体自身吸收部分血肿。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血肿体积和位置决定了保守治疗过程中发生脑疝等致命并发症的风险依然很大，且拖延时间越长，对脑组织的永久性损伤可能越重，主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微创手术或开颅手术清除血肿，为神经恢复争取机会，尽管手术本身风险巨大。
每一派观点都有详实的数据和案例支持，利弊分析令人心惊。苏晚和靳寒作为家属，需要在这关乎生死、且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抉择关口，做出最艰难的判断。他们不是医生，却必须为父亲的生命做出选择。
苏晚强迫自己以最大的理性，去理解每一位专家的分析，比较每一种方案的优劣和概率。她询问手术的具体风险细节，询问不同方案下父亲可能的生存质量，询问如果选择保守治疗，后续病情变化的应急预案……问题犀利而直接，不放过任何一个模糊点。
靳寒则更多地从资源调配和决策支持角度出发，他询问如果需要手术，最快能调集到哪位顶级专家主刀，需要怎样的设备支持，转运专家和设备到凯恩斯的物流和时间可行性。他甚至已经让助理准备好了数份不同等级的医疗专机待命合同，以备不时之需。
时间在激烈的讨论和艰难的权衡中一分一秒流逝。窗外的天色从黎明到正午，又渐渐染上黄昏的颜色。苏晚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只是紧紧盯着屏幕上父亲平稳却脆弱的心电图曲线，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决定父亲命运的辩论。
最终，在综合了所有专家意见，并再次详细评估了苏建国最新的监测数据后，一个相对折中但更为积极的方案逐渐浮现：由两位主张手术的顶尖专家（一位来自美国，一位来自新加坡）与凯恩斯医院的戴维斯团队合作，在严密监控和充分准备下，尝试进行“立体定向微创血肿清除术”。这种手术创伤相对较小，定位精准，旨在部分清除关键压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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