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县城现在连个像样的商场都没有，周边几个乡镇的人买东西都往省城跑。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建一个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商贸城，你说，有没有得赚？”
话虽这么说，胡志强心里却没底，这，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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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刘县长打来电话，请黄罗拔去县政府签协议。
协议条款跟黄罗拔提的基本一致：零成本收购，承接全部债务（合计三百七十余万），接收全部职工，在册五百一十人，退休八十九人，三年税收减免。
唯一的变化是，县里要求在协议中加一条：“乙方承诺在收购后三年内对三个项目累计投资不低于两百万元人民币。”
黄罗拔看了这一条，笑了笑。他没还价，直接签了。
签完协议的那个下午，刘县长破例在县政府食堂摆了一桌。
红烧肉、炒鸡蛋、拍黄瓜、西红柿蛋花汤，外加一瓶丰收酒。
刘县长端起酒杯：“黄先生，这三个厂子的工人，从明天起就是您的人了。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拜托您了。”
黄罗拔一饮而尽：“刘县长放心。我黄罗拔做生意，讲究的是双赢。县里把包袱甩了，我把钱赚了，工人有活干了。大家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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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国在京城收到签协议的消息，铺开信纸，拧开钢笔帽。
他要写一份报告，这一次，他要写的是一个老家的“小故事”。
他写得很慢，逐条梳理。
而“零成本收购+债务承接+工人接收+土地盘活”这套打法，或许能为内地县市提供另一种思路。
他在报告末尾写道：
“改革的阵痛不可避免，但阵痛可以转化为再生。与其让工人站在厂门口哭，不如让投资人站在地皮上笑。后者带来的，是税收、就业和一座城市的新陈代谢。”
报告写完，他抄写了两份。一份送给谷主任，另一份则送给王老爷子。
他没有等回复。这种事急不得，能不能引起重视，全看风向。
但他知道，自己至少把这件事摆在了该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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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得很快。
签约后的第二天，造纸厂的周厂长、农机厂的吴厂长就跑到了胡志强家，问到底怎么回事。
周厂长和吴厂长对视了一眼，脸色都不太好看。他们干了这么多年厂长，结果一个新来的要把他们管起来？
胡志强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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