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坐了二十来个人，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穿着T恤或衬衫，有的还戴着太阳镜。台上坐着几个从京城来的专家，头发花白，表情严肃，面前摊着笔记本和搪瓷缸。
座谈会的主题是“特区精神与思想解放”。
主持人开场白说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发言，说特区要发展，不能光讲口号，要讲制度、讲法治。专家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另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特区的问题不是思想不够解放，而是思想太解放了，走私、行贿、投机倒把，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副产品。
专家又点头，这回点得更深了。
赵振国坐在角落里，手里转着笔，觉得这会是标准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直到第三个发言的人站起来。
那人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整个人往那儿一站，腰板挺得笔直。
他说话带着明显的广东腔，“我不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看法。蛇口的问题，既不是制度不够，也不是思想太解放。蛇口的问题是，官不官、商不商。我们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都干不成。”
会议室的空气突然凝固了，几个专家交换了一下眼神，那眼神里什么都有。
赵振国手里的笔停了。他注意到，台上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专家皱起了眉头，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
“这位同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专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重量，“蛇口的领导干部，当然是党的干部。这是原则问题。”
穿牛仔夹克的年轻人不慌不忙。他甚至连姿势都没变，还是那样直直地站着：
“我说的不是政治身份。我说的是工作方式。一个干部，如果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开会、看文件，那他就不适合搞特区。特区需要的是能跑市场、能谈生意、能签合同的人。这种人，不能拿行政考核那一套来要求他。”
老专家的脸色沉了下来，搪瓷缸往桌上一顿，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你这是要搞特殊化？”
“我不是要搞特殊化。”年轻人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像是在说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特区有特区的规律。用内地的尺子来量特区，量不准。”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赵振国脑子里翻涌着那些模糊的记忆碎片——这场座谈会在前世的历史上是有名的，“蛇口风波”。
几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