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汇率虽然一比一，但机构通道每日限额极低，若按常规流程，四千二百万东德马克需要三个月才能兑完。
安德森找到苏黎世那家私人银行的资深客户经理，用一笔额外的佣金打通了“批量预约通道”，将所有额度压缩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那十天里，他每天早晨六点守在传真机旁，盯着汇率确认单，直到最后一笔资金到账，他才发现自己后背的衬衫已经被汗浸透。
净利差超过两倍。
那笔钱静静躺在苏黎世一家私人银行的托管账户里，净利约二千八百万马克。
十二月，韦伯团队已在港岛安顿，开始调试设备。安德森又飞了一趟柏林。米特区那栋六层办公楼的主体加固工程已然开工，脚手架密密匝匝爬满了楼体，钢梁被吊车缓缓嵌入墙体裂缝。
他站在街对面，冷风灌进大衣领口，却忽然看清了赵振国那句“杠杆五倍”的真意，墙倒之前，这栋楼是东柏林的累赘；墙倒之后，它成了“统一后柏林核心区稀缺商业地产”。
瑞士银行的评估师拿着产权证，给出的估值是购入价的七倍。
但就在贷款即将放出的前夜，银行风控部忽然要求补交一份“产权历史无瑕疵证明”，原来他们查到该楼在1945年曾有过一次未经登记的产权变更。安德森连夜翻出那位老妇人提到的“地下室暗格”，果然在里面找到一盒铁皮文件，夹层中有一份1945年苏军司令部签发的“临时占用许可”，上面明确写明了“占用期至战争状态结束”。
安德森如获至宝，请柏林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证明该许可自两德条约生效之日起自动失效，产权从未发生实质转移。
这份意见书次日便传真给了瑞士银行，贷款审批在当天下午通过。
当晚，他回到酒店，给赵振国发去简讯：
“柏林楼已加固，贷款到账。专利归档完毕。兑换已完成，所有线头都已收拢。”
收到密电后，赵振国没有让安德森回京，而是让他继续留在欧洲，盯着米特区那栋楼的改造收尾，同时将已到手的十七份专利转给在港岛注册的精密光学控股公司。
90年开春，安德森在法兰克福完成了第一轮融资，瑞士银行的贷款被拆成三笔，分别注入设备采购、楼宇改造和专利维持基金。
韦伯的团队则在港岛实验室里将那十七份专利逐项复现，从非球面研磨到多层镀膜，每一道工序都录成影像，加密传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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