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紮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麽”，只问“怎麽办”。
索雷尔的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麽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麽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後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德·拉弗雷亲自写的。【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後，竟无法确定他就是！索雷尔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教会的义人，却也没有让他成为共和国的英雄。他使我们得胜，又夺走了我们的凯歌。】
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
医学在那里一一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一一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制度在那里一一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一一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电报在那里一一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一一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麽那个孩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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