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卷帘。
一处已是人去楼空，邻居只含糊地说“欠债还不上，早跑了”，具体去向无人知晓。
第三处，则让蔡景琛在寒风中站立良久——门上贴着的，是法院的封条。纸张已经有些破损，但上面鲜红的印章和“查封”字样依然刺眼。邻居嗑着瓜子，语气淡漠：“房子早被法院拍卖抵债了，人？谁知道去哪儿了，可能回老家了，可能……”
可能怎么样了，邻居没说完，只是摇了摇头，那摇头里包含了太多晦暗的猜测。
那天下午，他们见到了第三个，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多说几句的“潜在证人”。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嘈杂脏乱的菜市场角落守着一个小小的菜摊，只有几样品相普通的蔬菜。她身边跟着一个五六岁、怯生生的小女孩，紧紧抓着她的衣角。女人叫陈红，手指冻得通红皲裂，却对每个问价的顾客挤出笑容。
蔡景琛说明来意，并出示了账本上属于她的那一页记录时，陈红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她紧张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你们跟我来。”
她把孩子暂时托给相邻摊位的熟人，领着蔡景琛和梁亿辰（这次是梁亿辰陪同）走到市场后门堆放垃圾的僻静处。
“这东西……你们怎么拿到的？”她声音发颤，眼睛死死盯着蔡景琛手里的本子。
蔡景琛简单解释了缘由和目的。陈红听着，脸色变幻，最终化为一片木然。
“你们想把他送进去？”她问，语气听不出是疑问还是陈述。
蔡景琛点头。
陈红沉默了很久。寒风穿过堆积的菜叶和塑料筐，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浸水而粗糙红肿的手，慢慢卷起一边袖口。手腕上方，一道淡粉色的疤痕，像一条扭曲的蚯蚓。
“我男人那时候病了，要钱急，借了两万。”她语速很慢，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后来，男人没救回来，走了。我一个人带孩子，那点钱，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他们来要钱，我拿不出，就打。当着孩子的面打。孩子吓得……到现在半夜还经常哭醒，说梦到坏人。”
“后来呢？”梁亿辰问，声音不自觉放轻。
“后来，有个远房表哥看不过去，帮我凑了两万，把本金还了。”陈红抬起头，眼眶发红，却没有泪，“我以为……能松口气。可他们不干，说还有利息，利滚利，还得再给一万。我说我真的没有了，砸锅卖铁也没有了。他们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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