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念头不是没出现过。收拾东西，带上母亲，离开这座城市，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但立刻就被现实击得粉碎。母亲每周三次的透析怎么办？异地就医的巨额开销和手续怎么解决？他们能逃到哪里去？更何况，那个女人是韩晓。云顶别墅的业主，韩氏集团的总裁。那样的身份，那样的能量，如果想找到他，他插翅难飞。他那封留下所有信息的道歉信，更是断绝了自己最后一点侥幸。
自首？去警察局，坦白一切，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个念头更让他不寒而栗。坐牢，留下案底，社会性死亡。母亲怎么办？没有他，母亲连下一周的透析费都凑不齐，只能等死。
两条路，都是绝路。他就像被困在透明玻璃罩里的飞虫，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找不到任何出口，只能徒劳地撞击，直到筋疲力尽，窒息而亡。
悔恨如同硫酸，一刻不停地腐蚀着他的内脏。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接了那一单？为什么没有在门口坚决离开？为什么……没能控制住自己？无数个“如果”在脑海中翻腾，每一个都指向不同的、或许不会如此悲惨的结局，但现实冰冷地告诉他，没有如果。
对母亲的担忧是另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今天早上本该送母亲去透析的，但他失魂落魄地回来，连手机都没电了，完全错过了时间。母亲在医院会不会着急？护士找不到他会不会联系医院？他不敢想。他像个懦夫一样躲在这里，连给医院打个电话的勇气都没有。
饥饿和干渴早已袭来，胃里空荡荡地抽搐，嘴唇干裂起皮。但他没有动。茶几上放着半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剩下的饼干，还有半瓶冷水，他视而不见。身体的痛苦，某种程度上，像是一种自我惩罚，能稍稍缓解那灭顶的精神折磨。
他就这样坐着，像一尊正在风化的石雕，等待着那最终审判的降临。每一秒的流逝，都像在凌迟他的神经。他甚至有些病态地期盼着那敲门声、那警笛声早点响起，好结束这无休止的、钝刀子割肉般的煎熬。
“咚、咚、咚。”
敲门声就在这时，突兀地响了起来。
不轻不重，不急不缓，带着一种刻意的、有节奏的礼貌，敲在薄薄的、有些变形的铁皮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罗梓的身体猛地一颤，像是被高压电流击中，整个人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瞳孔骤然收缩到针尖大小。心脏在瞬间停止了跳动，紧接着，又以数倍的速度疯狂擂动起来，撞得他胸腔生疼，耳膜嗡嗡作响。
来了！终于来了！
是警察吗？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