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志。”
王掌柜心领神会，这是既示好，又考验。若这几人真为利所动，也非真正同道，早早看清也好。
接下来数日，围绕制科及第者的“关试”（吏部考核）与授官，朝堂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博弈。萧瑀一系极力主张，制科乃特科，不同于常科进士，及第者不宜立即授予清要或实权职位，应先派往地方或诸司担任副贰、参军事等佐官，历练数年，再行提拔。其用意显而易见：将李瑾等人调离京城，远离权力中心，使其“试点”计划无从着手，并置于地方复杂环境中，稍有不慎便可揪住错处。
于志宁、阎立本等人则针锋相对，认为既是陛下特开“通晓实务”科，取用实才，自当量才授职，使才尽其用。尤其李瑾，已在将作监少监丞任上卓有建树，更献强国长策，岂能外放或闲置？当晋其职，使其能统筹推进已获陛下首肯的诸项“试点”事宜。
双方在御前、在政事堂争论不休。皇帝李治则稳坐钓鱼台，任由双方争执，似乎难以决断。直到三月廿一，大朝之日，李治终于颁布了关于今科“通晓实务”制科及第者授官的敕书。
敕书由中书舍人当殿宣读。对于大多数及第者，基本采纳了“先任佐官历练”的建议，徐有功授大理寺评事（从八品下），张遂授司天台丞（从七品上，属技术官），姜师度授都水监主簿（从八品上），韦讯授太医署医监（从八品下）……皆是根据其专长，授予了相应的、品阶不高但有实务空间的职位，算是折中。
而到了李瑾，宣读的宦官提高了声调：“……制科头名李瑾，器识宏远，学综古今，屡献嘉谟，朕所深知。前以将作监少监丞，协理百工，已有成效。今特晋为将作监少监（从四品下），仍兼崇文馆直学士，赐绯服、银鱼袋。专司督办朕前所允之‘百工创新’、‘农具改良推广’、‘军械研议’、‘水师人才储备’诸试点事宜，可随时奏对。望其恪尽职守，务实进取，以副朕望。钦此。”
将作监少监！从四品下！虽仍是“少监”，但去掉了“丞”字，意味着从佐官升为了正印官之一，正式成为将作监的三位主事者之一（监正、两位少监），有了独立的衙署、属官和更大的决策权！更关键的是，“专司督办……诸试点事宜，可随时奏对”，这等于将皇帝口头允诺的“试点”权，以敕书形式正式赋予了李瑾，并给了他“随时奏对”的特权，使其能直接向皇帝汇报进展，绕过部分中间环节的掣肘！
这份任命，显然没有完全满足于志宁等人“授予更高清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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