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廷议的尘埃，并未随着朝会的散去而真正落定。李瑾那番“以《大学》之道释实学之用、以格物致知明富国强兵之途、以义利合一论治国安民之策”的宏论，如同投入千年古潭的巨石，其引发的思想涟漪与政治波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向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乃至士林蔓延。皇帝李治“深以为然”的表态，无疑为这场“大道”之争划下了阶段性的休止符，也为李瑾及其所代表的“实学经世”理念，披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然而，理念的胜利，远不等于现实的顺畅。朝堂之上，暗流从未停息；利益之间，博弈更加微妙。
廷议次日，便有数道言辞恳切却又暗藏机锋的奏疏，悄然呈递至皇帝的案头。来自萧瑀一系或与其亲近的官员，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表示，虽不敢质疑圣裁，然“李瑾之论，以圣言文饰功利，恐开士子弃经从术、舍本逐末之端”；“其工坊聚利，与将作监、市舶司往来密切，虽云为公，然权责交错，易生弊端，不可不防”；更有甚者，旧事重提，隐约暗示“闻其与宫外女尼有书信往还，虽云问佛，然恐涉宫闱，有损清誉”。这些奏疏，不再正面强攻“大道”之争，转而从“执行风险”、“吏治隐患”、“个人品行”等更具体、也更难以辩驳的角落发起攻击，试图从实践层面阻挠、延缓甚至败坏李瑾的诸项“试点”。
与此同时，那些在廷议中被李瑾的“大道”论述所折服、或本就对“实学”抱有同情、或嗅觉敏锐意识到风向变化的官员，也开始了各自的行动。于志宁、阎立本等人自然更加积极地推动“试点”事务的落实。一些原本中立的户部、工部、兵部中下级官员，开始主动与将作监的“百工创新署”接触，或询问新式农具试用情况，或探讨军械改良的可能性，或打听海外贸易的细节。国子监、弘文馆内，少数思想较为开明的博士、助教，开始在讲学中提及“格物致知”的重要性，甚至私下讨论“明算”、“明工”等专科取士的可行性。市井之间，关于“李探花”廷议上“舌·战群儒”、“陛下力挺”的传奇故事，也经由各种渠道流传开来，为其本就显赫的名声，更增添了几分“帝眷正隆”的光环。
皇帝李治显然没有停留在口头支持的层面。重阳廷议后的第十日，一道经过精心措辞、盖有皇帝玉玺和中书门下印信的特旨，以“制书”形式正式颁行。这道制书，既是对廷议的总结，也是对李瑾所倡诸事的最终定调与具体安排，可谓“天子定风波”的正式法理文件。
制书开篇，先以庄重之语肯定“农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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