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的硝烟尚未散尽，经卷焚毁的焦糊味仿佛还萦绕在洛阳、长安的街巷上空，另一场在思想领域更为深远、也更为根本的“建设”工程，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这一次，目标直指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石——儒家经典。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这句出自《尚书·牧誓》的古语，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武则天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尽管“洛水瑞石”以“天意”的形式试图冲破这层桎梏，尽管《大唐报》以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塑造着“贤德圣母”的形象，尽管禁谶纬的雷霆手段暂时压制了公开的诽谤，但在士林之中，在那些恪守传统礼教的儒家士大夫心底，这句古老的训诫，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是反对者们最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流言可以查禁，谶纬可以焚毁，但圣人经典中的话语，却如巍巍高山，难以撼动。
武则天深谙此道。她明白，仅仅依靠“祥瑞”的神权和严厉的镇压，不足以长久稳固她的地位，尤其难以真正赢得天下士人之心，而士人之心，是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关键。她需要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甚至能与传统经典分庭抗礼，至少是能对经典做出符合她需求之新诠释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必须根植于儒家经典本身，从内部解构“牝鸡司晨”的旧论，构建起“圣母临朝”的新义。
麟德三年秋，一场被后世史家称为“经筵重释”的浩大工程，在洛阳宫城内的集贤殿悄然启动。名义上，是皇帝李治“感念圣人之学微言大义，日久或有湮没，恐后世不彰”，特下诏命，召集天下博学鸿儒、经学大家，汇聚东都，重新校勘、注释儒家经典，“以明圣道，以正人心”。但明眼人都清楚，真正主导此事、并赋予其特殊政治使命的，是帘后的天后武则天。
主持其事的，是时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许敬宗。这位以文才和谄媚著称的老臣，深谙天后心意，是执行此项“文化工程”的最佳人选。协助他的，还有一批被武则天提拔、倚重的“北门学士”，如元万顷、刘祎之、范履冰、周思茂等人。他们多出身寒微或中下层官僚家庭，以文采见长，锐意进取，对传统士族把持的经学解释权早有不满，也更容易接受和阐发新的、有利于天后执政的理论。
当然，仅仅依靠许敬宗和北门学士是不够的。为了增加这项工程的“权威性”和“广泛性”，减少来自传统经学世家的阻力，武则天还下诏，征召了一批在士林中素有清望、学问扎实，但相对不那么顽固保守的大儒入京，参与校勘注释。如以精研《春秋》著称的谷那律，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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