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朝廷抑制。但更多的务实派官僚，尤其是与市舶司、地方财政相关的官员，看到了海商带来的巨额税收、就业机会和地方繁荣，倾向于与之合作，甚至从中牟利（合法的“陋规”或非法的贿赂）。
朝廷的态度则颇为微妙。一方面，需要海商的财富和能力来推动海贸、充实国库、支持水师乃至像“宝船下西洋”这样的国家战略。因此，给予其一定的地位和特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其势力过度膨胀，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豪强或“海上帝王”，威胁中央集权和海疆安全。因此，朝廷的政策往往是既利用又限制，既给予荣誉性官职和社会地位提升的通道，又牢牢掌控市舶管理、水师军权、科举正途等核心权力，并鼓励海商之间的竞争，防止垄断。
麟德十五年的广州、泉州、明州，冯若芳、蒲同文、张海这样的人物已非孤例。一个以海洋贸易为核心，以巨额资本为纽带，横跨商业、运输、金融、手工业、地产，并开始向政治、文化领域渗透的新贵阶层，已然成形。他们与广州港的番商、洛阳城的高官、扬州的盐商、蜀中的锦商、西北的茶马商，共同构成了大唐帝国空前复杂而活跃的商人阶层图谱。而海商，因其活动的舞台是广阔的海洋，连接的是未知的世界，攫取的是跨文明的暴利，其冒险精神、开放心态、对资本的运用和对政治的渴望，都使其成为这个图谱中最具活力、也最具颠覆性的一极。他们是帝国开拓海疆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也是这一国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他们的命运，已然与大唐的海上命运紧密相连。海商成新贵，不仅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是帝国向海洋时代转型中，社会结构悄然发生深刻变革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