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徒以兵甲之利，更应以文明之盛、学问之公。使彼知我之强，非特强在甲兵，尤强在能聚天下智慧以为我用，能化万邦精华以壮我身。”
“故臣斗胆进言：当倡‘天下学’之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乃人类之共财。大唐既为天下之中，当有海纳百川之气度，熔铸万国之胸襟。开馆纳学，译介万卷，非为媚外，实为自强；非为炫耀，实为求真。愿我朝堂，不以华夷之见锢聪明，不以古今之论限耳目。广开言路，博采众长，使长安、洛阳，不仅为万国商旅汇聚之都，更为天下学问朝宗之海。如此，则我大唐文明，方能如源头活水，奔流不息，历久弥新，永为天下仰望之灯塔。”
这篇奏疏，文采斐然，立意高远，但其中“知识无国界”（虽未直说此四字，但其意昭然）、“学问天下之公器”等观点，无疑是对传统“华夷之辨”、“重道轻器”、“重义轻利”观念的强烈冲击。尤其是主张主动、系统地学习外邦“技艺”，甚至有限输出知识，在不少恪守“祖宗成法”、“圣贤之道”的保守派官员看来，简直是“用夷变夏”、“本末倒置”的狂悖之言。
果然，李瑾话音落下，将奏疏交由内侍呈递御前后，殿中便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旋即，便有官员出列反对。
“陛下！司徒之言，看似堂皇，实则谬矣！” 一位出身山东士族、以经学著称的老臣，颤巍巍出列，语气激动，“圣人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司徒竟倡言学问无分畛域，知识天下共之，岂非将圣人之道，与蛮夷之术等同视之？长此以往，必使纲常沦丧，礼崩乐坏！我中华文物典章，自足垂范万世，何必求诸四夷？况且，技艺乃小道，偶有奇巧，何足挂齿？若因贪图奇技淫巧，而动摇根本，实乃舍本逐末，臣万万不敢苟同！”
另一位掌管礼仪的官员也附和道：“陛下，四夷来朝，学习圣人之道，此乃王道教化，天经地义。然主动以其粗鄙之术教之，甚至与之论学，岂非自降身份？况技艺之事，关乎国本，岂可轻示于人？若彼等学我之长，反制于我，如之奈何？司徒所请，实有开门揖盗、泄密资敌之嫌！”
“臣附议！” 又有官员出列，“且设立‘天下学馆’，延聘外邦之人为博士，与我大唐士子同堂授业，成何体统？国子监、太学，乃国家储才重地，士子清贵，岂能与夷狄之徒混杂？此非但淆乱学统，更恐滋生事端，有辱斯文！至于译书之费、建馆之资，如今各处用度浩繁，水利、边防、赈济，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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