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竺青年苏利耶，汉语已相当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卷舌音：“张兄所言极是。贵国算学，源远流长，尤其勾股、方程之术，令我叹服。然，我天竺数字及‘零’的运用，在乘除、开方上，确有简便之处。何不取长补短？我近日观‘格物院’所用算式，似乎已开始吸纳我天竺数字之形，辅以贵国筹算之理，效率大增。此正合司徒所言‘学问天下之公器’！”
“哈哈，正是此理！” 另一个唐人士子拍手笑道，“管他天竺算法、中土算法，哪个好用、算得准，就用哪个！我等在‘格物院’验算水利工程、测量地形，但求精准快捷。前几日，我等还用司徒提及的‘相似三角’之法，复核了你所提的天竺某算经中的测高题，结果分毫不差！殊途同归，大道相通！”
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又时不时爆发出理解和赞同的笑声。旁边几桌的客人，有胡商，有唐人，也都见怪不怪，自顾饮酒谈天。这种不同文明背景的年轻人，为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平等、热烈地交流甚至争论的场景，在此时的长安，已非罕见。他们身上，既带着对本民族文化的珍视与自豪，又怀着对异域知识开放、好奇、乃至实用的态度。这份自信，是建立在扎实认知基础上的从容，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宗教领域，那份“和而不同”的自信，也日益显现。
大荐福寺的“三教（后增为多方）论衡台”已举办数次，虽未分出高下，但各教代表人物在公开场合阐述己方教义、回应诘难，逐渐形成了一种“君子之争”的风度。佛教高僧在阐述“空”、“慈悲”时，会引用儒家“仁爱”、道家“自然”作比附；景教僧侣谈论“博爱”、“救赎”时，也会强调与儒家“仁”的相通之处；祆教穆护则更注重强调其教义中“洁净”、“诚实”、“契约”等与世俗伦理相合的部分。他们不再急于否定对方，而是更倾向于寻找彼此的交集，或在各自框架内自圆其说，并共同表示尊重大唐的律法与礼俗。
这种变化，固然有朝廷引导和现实生存智慧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各教都逐渐认识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强大、稳定、且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同化能力的主体文明存在。任何外来宗教，若想在此扎根发展，都必须尊重、适应、乃至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这个主体文明及其价值观（如忠君、孝亲、仁爱、秩序）。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大唐社会自身的文化自信——你看，任你何种教义，何种神灵，到了我这里，都需依我的规矩，论我的道理，最终要么融入，要么只能偏安一隅。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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