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定于一尊，且恐束缚士子灵性”。朝廷的态度很明确：提供正统的、官方的解释，但不强制接受，允许在“不越界”的前提下存在其他声音。 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无奈。
其次，是“边界”的试探、摩擦与裁决。 《出版法》设立的“出版言论审议会”成为事实上的“言论裁判所”。其成员由刑部、礼部、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派员组成，定期轮换，试图确保多元和制衡。天授元年春，审议会受理了第一起重大争议案件：洛阳一本名为《质俗》的小册子流传，作者“颖川散人”以戏谑口吻，讽刺了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奢侈嫁娶、厚葬虚荣等风气，其中有些段落涉及对“礼”的形式主义的质疑，认为“礼贵在诚，不在奢靡；孝贵在心，不在墓葬”。洛阳几名守旧官员联名控告其“非议礼制，败坏风俗”。此案闹得沸沸扬扬，成为检验《出版法》执行尺度的试金石。
审议会经过激烈辩论，最终裁定：《质俗》一书，主旨在于讽谏陋俗，劝人向俭向诚，虽有言辞尖刻之处，但未直接否定孝道、礼仪本身，亦无煽动违背人伦之实。其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可视为“文艺讽喻”，属“争议模糊地带”。 故不予治罪，但责成作者（若能找到）及刊印书坊，就此书中可能引起误解的激烈言辞，在再版时酌情修改，或附文说明本意。同时，审议会建议礼部就此书中反映的奢靡之风，发出劝谕文书。这个裁决，既未屈从于卫道士的压力以言治罪，也未完全放任，而是采取了“批评-规训-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在朝野引起不小震动。支持者认为裁决公正，保护了有益的批评；反对者则认为开了恶劣先例，助长了“蔑礼”之风。无论如何，此案确立了审议会处理类似“风俗批评”案件的一个先例：只要不直接否定核心价值，对具体社会现象的讽谏，有一定包容空间。
然而，平衡的艺术并非总能奏效。同年夏，一份在江南颇有影响力的时评小报《直言报》，刊登了一篇分析江淮漕运弊病的文章，文中不仅批评了漕运衙门效率低下、耗损严重，更将矛头隐隐指向了主持漕运事务的某位户部侍郎的姻亲，暗示其“用人唯亲，中饱私囊”。文章论据详实，逻辑清晰，在江南士商中引起强烈共鸣。那位侍郎大为光火，指使手下以“诽谤大臣、煽动不满”为由，向刑部控告。此案被提交审议会。
这一次，争议更加激烈。支持《直言报》的一方认为，文章批评的是公共事务，且有事例和数据支撑（虽然部分数据来源存疑），属于“出以公心，有所依据”的政策批评。反对的一方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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