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商人开始消极对抗。他们或囤积粮食、丝绸，导致市面物价出现波动；或拖延、减少缴纳当年的夏税秋粮，以“筹措困难”为由，向地方官府施压；更有甚者，暗中转移资产，或将资金抽离实业，造成局部经济活动的萎缩。尽管尚未形成大规模风潮，但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经济抵制，同样令依赖江南财赋的中央朝廷感到压力。
军队系统的暧昧态度，更如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 除了少数与中央关系密切的北衙禁军和部分边军将领明确支持改革（或因家族利益受损较小，或因更认同朝廷权威），大多数节度使、都督、乃至中下层军官，对涉及自身及背后家族利益（军功田、职田、家族田产）的清丈和税改，普遍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他们不会公开抗命，但执行起来拖沓敷衍，对辖区内的豪强抗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暗中回护。来自边镇的一些奏报，也开始隐隐提到“军心思动”、“粮饷催缴不利，恐影响戍边”等令人不安的字眼。军队的向背，是武则天和李瑾不得不慎重对待的终极问题。
就连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裂痕和动摇。 一些原本支持改革的中下层官员，在地方上面对巨大的阻力、同僚的排挤、甚至人身威胁时，开始感到恐惧和沮丧。一些人被地方势力拉拢、腐蚀，悄然转变了立场；更多的人则变得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改革的锐气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丧失殆尽。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在反对派疾风暴雨般的攻击下，也渐感势单力薄，有些人开始沉默，有些人甚至私下建议“暂缓激进之举，徐图渐进之策”。
变法，真正陷入了泥沼。 向前，是深不见底的阻力、明枪暗箭的攻讦和可能引发更大动荡的风险；向后，是颜面尽失、权威扫地、改革成果付诸东流，甚至可能引发更剧烈的反扑。朝廷的政令，在地方遭遇了铁桶般的抵制；预期的财政收入，因清丈迟滞和税收抵制而远低于预期；支持者的热情，在冰冷的现实和污蔑中风中飘摇；反对者的气焰，则因每一次“胜利”（哪怕是拖延）而愈加嚣张。
紫宸殿的御书房内，灯烛彻夜长明。案头上堆积如山的，不再是改革的宏伟蓝图，而是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弹劾奏章、请求暂缓或修改新政的陈情表。空气中弥漫着压抑和焦虑。
李瑾眼眶深陷，原本清亮的眼眸布满了血丝。他一份份翻阅着奏报，每看一份，心就往下沉一分。苏州的武力对抗，蒲州的糊涂命案，山南的诈骗事件，朝堂上越发尖锐的攻讦，军队暧昧不明的态度……这一切，都像无形的巨石，压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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