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论》等。在教义阐述上，他刻意淡化聂斯脱利派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复杂神学争论（这争论即使在西方也导致其被定为异端），而突出其一神信仰、道德劝善、顺从权柄的核心内容，并尽量使其与儒家伦理中“敬天”、“仁爱”、“忠孝”等观念相调和。他甚至参考佛教寺院制度，将他们的礼拜场所称为“寺”，称主教、修士为“大德”、“僧”等。
其次，约翰主教非常注重展示景教“有用”的一面。除了宗教教义，他积极向感兴趣的唐朝官员，特别是通过鸿胪寺表达出对“西学”关注的太子李瑾一系的人，介绍与景教僧侣传统相伴的知识体系。他提及教会在欧罗巴保存和传承的古典学问，如托勒密的天文学、盖伦的医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虽然这些知识在当时的欧洲也大多保存在修道院中且未必前沿，但对唐人而言仍是新奇。他尤其强调了景教僧侣在历法推算、星象观测、医药知识（特别是外科与草药） 方面的特长，并表示愿意倾囊相授。这恰恰击中了李瑾等人“重实学、取·精华”的思路。在约翰主教口中，景教不仅是信仰，更是知识与文明的守护者、传播者。
与此同时，约翰主教也谨慎地处理与唐朝既存权威的关系。在有限的接触场合，他反复申明景教“劝人忠君爱国，恪守本分，不行邪恶”，宣称其教义“不违王化，不悖人伦”，甚至表示尊重中国·的皇帝为“天命所归”，愿意为皇帝和皇室的安康祈祷。这种低姿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朝廷，尤其是儒家士大夫阶层对其“不敬祖宗”、“唯尊一神”可能威胁礼法秩序的疑虑。
永昌八年秋，经过数月的准备、沟通与观察，约翰主教认为时机趋于成熟，遂通过鸿胪寺正式上书，恳请天后陛下恩准景教“于两京及通都大邑，建立寺院，翻译真经，教化信众，以彰陛下怀柔远人之德，亦显中夏兼容并包之量”。奏表中，他极力淡化其宗教的排他性，强调其道德教化功能，并再次承诺遵守大唐律令，绝不干预政事民俗。
这份奏表，如同一块试金石，投入了朝堂的静水之中，引发了新一轮的、更加深入的思想碰撞。
朝议之上，意见纷纭。
支持者（主要是鸿胪寺官员及部分对“远西”事物持开放态度的官员）认为：我大唐国力鼎盛，文化昌明，正应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昔年佛教东来，亦经历代高僧译经弘法，方成今日之盛。景教自远西来，其教义既劝人向善，其僧侣亦通晓技艺，允其建寺译经，限制在蕃坊胡商及自愿信奉者中传播，正可彰显天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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