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纸草卷、甚至珍贵的纸质抄本，被小心翼翼地运抵文献馆，开始了紧张的整理、翻译和摘录工作。
永昌九年春，一份由李素亲自整理、并附有初步汉文译稿和内容摘要的长篇奏报，连同几大箱沉重的书卷，被呈送到了东宫，旋即又由李瑾转呈至武则天御前。这份奏报，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知识宝库的大门，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新颖，令见多识广的武则天和李瑾都深感震撼。
首先是天文与历算。 除了法兰克僧侣提及的、基于托勒密体系的星表（阿拉伯人保存并发展了古希腊天文学），文献馆获得了一套更完整的阿拉伯天文著作，包括《信德欣德天文表》（Zij al-Sindhind，融合印度和希腊天文学）的译本，以及一些描述星盘（astrolabe）制作与使用、象限仪观测方法的详细手册。更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关于行星运行的观测数据、日月食预测的精密度，以及对恒星位置的修订，都显示出了超越当时唐人传统《大衍历》、《麟德历》的某些细节。司天监（太史局）的官员被紧急召来参与译校，一位老博士在初步研读了部分图表后，颤抖着对李瑾说：“殿下，此夷人测算五星行度、交食时刻之法，确有其独到精密之处，尤其这星盘运用之妙，可补我浑仪观测之不足！”
其次是数学。 除了早已通过印度传入的阿拉伯数字（此时在唐代数学著作中已有零星使用，但未普及）和“0”的概念被更系统地介绍外，更重要的是，一批关于代数学（al-Jabr，来自花拉子米著作）、三角学（源于古希腊，经阿拉伯学者发展）、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及注释）的著作被引入。其中，花拉子米《代数学》中系统解决一次、二次方程的方法，以及对“未知数”（阿拉伯语“shay”，意为“东西”）的符号化运用思路，让大唐的算学博士们眼前一亮。虽然大唐的算学本身极为发达（《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但这些来自异域的数学工具和表达方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解决复杂问题（如土地测量、工程计算、天文推算）的可能。
第三是医学。 这是最引人注目、也最可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领域。拉齐（al-Razi）的《医学集成》（Kitab al-Hawi）和《天花与麻疹》论文的部分内容，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医典》（al-Qanun fi al-Tibb）的某些章节（虽然阿维森纳此时可能尚年幼或未完成全书，但可视为其前驱或同时代医学成果），以及大量关于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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