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人读到天竺“众生平等”（对佛教“众生皆有佛性”的世俗化误解）或某些原始部落“无贵无贱”的描述，感叹“礼法是否过于森严”；更有甚者，对“异域风俗”中某些违背儒家伦常的记载，如收继婚、试婚等，非但不予批判，反而以“猎奇”、“解构”的态度讨论，言语间不乏调侃乃至隐约的“理解之同情”，认为“夷狄之俗，虽不合我礼，然或亦有其生存之由，未可一概以禽兽论之”。
这种言论，在恪守礼法的老成士大夫听来，不啻于洪水猛兽。他们担心，年轻一代在接触了太多“异质”文化后，会对传承千年的华夏礼法制度、伦理纲常产生怀疑，进而动摇国本。一份由数位国子监博士、太学教官联名上奏的密疏，被悄悄送到了武则天和李瑾的案头。疏中痛陈：“……今之学子，慕异好奇，渐成风气。于圣贤经义，不求甚解；于夷狄异说，津津乐道。或妄议朝政，模拟外邦；或质疑伦常，淆乱是非。此非学问之福，实乃世道之忧。盖因外学纷至，泥沙俱下，若無指引，少年心性，易为所惑。恐数十年后，礼义廉耻不存，圣学根基动摇，则华夏不复为华夏矣！伏请陛下、殿下，严加训导，肃清学风，于外邦之说，当明辨而慎取，尤需禁绝其悖逆伦常、动摇国本之论流传。”
这份密疏，用词激烈，忧患深重。它代表了一批坚守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士大夫，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外部文化冲击时，产生的最深切的危机感。他们并非全然反对吸收外来的技艺、器物，甚至对某些“无害”的异域风情也能容忍，但他们坚决捍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主体性和伦理底线。在他们看来，技艺是“用”，可以变通；但伦理纲常是“体”，是根本，绝不容动摇。而现在，外来的“用”与“体”（思想、信仰、价值观）正裹挟在一起涌入，若不加以警惕和甄别，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在市井民间，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随着胡商胡人增多，文化习俗差异导致的摩擦在所难免。胡商经营有时更为灵活（甚至有些狡黠），借贷利息可能更高，某些商业习惯与唐人不同，引起部分本地商人的不满。胡人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特异（如某些宗教的斋戒、礼拜习俗），有时会引起误会或歧视。更有甚者，洛阳、长安等地开始出现一些关于胡人“施用巫术”、“拐卖孩童”、“污染水源”的谣言，虽然多为市井无稽之谈，官府也及时澄清弹压，但流言背后折射出的，是部分底层民众在面对大量外貌、语言、习俗迥异的“他者”时，产生的本能排斥和不安。这种情绪，与上层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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