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臣”参与决策的范围与稳定性？
他可以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民贵君轻”（虽被后世淡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论述，可以推崇孟子，可以借诠释“周礼”中某些分权制衡的想象成分，可以大力表彰太宗皇帝虚心纳谏、君臣共治的“贞观故事”。他可以将“虚君共和”的核心思想，拆解、稀释、包装成一系列关于“强化谏诤制度”、“完善宰相合议机制”、“扩大廷议代表性”、“明确法律权威高于君主一时之念”的具体政策建议和历史反思。
“纲常为体，损益为用。” 他再次想起对张柬之的暗示。这或许是在这个时代，播撒思想种子的唯一可行路径。不直接挑战“君为臣纲”这个“体”，而是在具体的制度、方法（“用”）层面，尽可能地进行改良，注入“制衡”、“程序”、“法治”的基因。比如，是否可以尝试强化门下省的封驳权，使之更具独立性？是否可以规范皇帝任命宰相的程序，增加朝臣公推的比重？是否可以尝试在地方治理中，引入更多士绅参与的咨议机制（哪怕只是咨询性质）？是否可以推动将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的治国原则（如均田制的基本原则、科举取士的公平性、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写入具有更强约束力的“祖制”或“典章”，使其不那么容易因皇帝的个人好恶而改变？
这些改良，每一条单独看，似乎都不起眼，都符合“祖宗成法”或“圣王之道”，都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弹。但点点滴滴，汇聚起来，或许能在不触动根本的前提下，悄然改变一些权力运行的细节，为未来可能的变化，积累一些制度上的经验和习惯。
他也要为那些最核心、最大胆的构想，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存放”方式。直接写成“虚君共和论”是取祸之道。或许，可以用更隐晦的寓言？用对上古“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天下为公”的理想化描述与重新诠释？甚至，可以假托注解某些晦涩的古籍（如《周易》、《道德经》），在其中埋下线索？
李瑾知道，即便如此迂回，风险依然巨大。任何对皇权绝对性的潜在质疑，都可能被敏感者捕捉、放大、曲解，成为攻讦的利器。他必须极其谨慎，如同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陛下，”内侍轻声禀报，“张柬之张大人求见，说是寻得一幅前朝阎立本的《职贡图》摹本，特来进献鉴赏。”
李瑾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合上《思危录》的稿纸，小心地与其他书籍混放在一起。“让他进来吧。”他整理了一下衣袍，脸上恢复了往常那种温和而略带疏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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