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不明、冤狱丛生、朝纲紊乱之事，还少吗？汉有武帝之‘腹诽’，本朝……亦有来俊臣、周兴之辈，曲解律意，罗织构陷，冤魂无数。其根源何在？”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根源之一，便在律法威严不立，君王可凭一己之私，随意逾越、曲解、甚至践踏成法！律法若不能一以贯之，不能成为至高之准则，则奸佞可借此弄权，宵小可借此钻营，而良善无所措其手足，天下何以宁定？”
刑部尚书若有所思，接口道：“狄相所言，确有道理。律法无常，则·民无所依，吏易为奸。本朝永昌以来，陛下力行法治，修订律疏，力求明刑弼教，正是为了杜绝前朝之弊。然……” 他话锋一转，苦笑道，“然此条将君王亦明确置于法下，是否……是否过于绝对，有伤君王威仪？且‘三省复议’云云，三省本是奉诏行事，若皇帝诏令需经三省复议方可‘出律’，那三省岂非有了驳回君命之权？此万万不可！”
“非是驳回，” 张柬之沉吟道，他一直在仔细揣摩李瑾的深意和狄仁杰的措辞，“狄相条文之意，乃是‘当经三省复议，明示缘由，著为定例’。其重点，在于‘明示缘由’与‘著为定例’。意在促使皇帝出特旨时，需有充足、公开之理由，且此特旨本身，亦需成为新的‘定例’，即新的法律一部分，而非可随意更改、朝令夕改的私命。此乃增加特旨之严肃性与规范性，防止随意性，并非赋予三省驳回之权。皇帝若坚持，最终仍可颁行，只是需经此程序，并留痕于史册、法典。”
“即便如此，亦是束缚！” 一位年迈的宗室郡王颤声道，“天子行事，何需向臣下‘明示缘由’？又何必将特旨著为定例？今日可为此事破例，明日即可收回成命，此乃天子之权！若事事需循规蹈矩，留痕于史，天子威严何在？临机决断之能何在？若遇非常之事，急需处置，岂不贻误时机？”
争论再次陷入僵局。一方坚持“律法至上”、“皇帝亦需依法”，认为这是杜绝人治弊端、确保长治久安的根本；另一方则坚守“皇权至上”、“天子口含天宪”，认为这是动摇国本、束缚君王手脚的僭越之举。双方都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支持前者的，多是从现实政治教训和李瑾理念出发，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支持后者的，则是从千百年来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和自身对皇权的敬畏与依附心理出发。
狄仁杰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深水区，是皇权与法权、人治与法治最根本的冲突。李瑾提出的这个理念，太过超前，几乎是在挑战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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