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天文观测与演示。他利用改良过的、精度更高的浑天仪和晷仪，结合郑和舰队从不同纬度带回的星辰高度数据，向百官和部分被允许观礼的士子，清晰地演示了为何在不同地方看到的北极星高度不同，为何南北半球看到的星空不同。他甚至用水、船模和巨大的圆球（用皮革和竹木制成，绘有简易的大陆海洋轮廓），模拟了船只在海平面远方逐渐出现和消失的现象。
在国子监，支持新学的博士们，组织了多次辩论会。他们不再纠缠于经典的字句，而是直接摆出航海日志中的原始记录，请归来的水手、军官亲自讲述亲身经历，甚至展示了从海外带回的、明显不同于中土的动植物标本、矿石，以及土人绘制的、视角奇特的星空图。他们质问反对者：如果大地是平的，且大唐居于中心，为何舰队一直向西航行，没有掉到“边缘”，反而回到了东方？如果“天圆地方”是绝对真理，如何解释南半球那些在中土根本看不到的星辰？
更直观的冲击，来自民间。说书人将郑和航海的经历编成了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在勾栏瓦舍反复讲唱，细节生动，引人入胜。虽然其中不乏夸张演绎，但核心情节——一路向西，最终回到原点——却被反复强调，深入人心。画师们则根据海图和描述，绘制了各种版本的、更为通俗易懂的“环海航行图”或“坤舆全图简本”，虽然不够精确，但那个醒目的环形航线和球状的大地示意，给识字不多的普通百姓带来了最直接的视觉冲击。甚至有一些心思灵巧的工匠，用陶土、木头制作了粗糙的“地球仪”模型出售，竟也在市井间引起不少好奇者的购买。
皇帝李显也采取了实际行动。他下旨，将郑和舰队带回的核心海图、日志、物证，在精心编纂、去芜存菁后，由将作监和司天台牵头，制作一套权威的、相对简化的《皇唐寰宇图说》，准备颁行天下各州、县学，作为地理蒙学的新教材。同时，在科举的“明经”和新增的“明算”、“格物”等科中，逐步加入基于新世界观的地理、天文知识考察。虽然阻力依然存在，但官方态度的明确和教育体系的缓慢渗透，使得“地圆说”及其所代表的新世界观，开始从惊世骇俗的“异端邪说”，逐渐向“有待验证的新知”，再向“被广泛接受的事实”艰难而坚定地转变。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不乏激烈的冲突，甚至有地方官员因强行推广新图说而遭到本地士绅抵制，引发风波。也有顽固的老儒生，至死不愿接受“脚下之地是圆球”的说法，斥之为“侮慢天地”。但大势所趋，已非少数人的意志所能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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