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手工业、商业极度繁荣，长安西市“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洛阳、扬州、广州等地的繁华不遑多让。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广州港“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市舶收入成为国库重要来源。
军事上，开元时期，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唐朝军队继续保持了对周边势力的绝对优势。名将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辈，率领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后勤保障完善的府兵与募兵混合部队，北击突厥残部与契丹，西败吐蕃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东进势力于怛罗斯（此战结果因唐军装备、组织占优而不同），重新确立了对中亚部分地区的威慑，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安西四镇固若金汤，漠北诸部纷纷内附。帝国的疆域在开元中期达到极盛，东起辽东、朝鲜半岛大部，西抵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包中南半岛北部，控制力空前强大。
文化上，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诗歌有李白、杜甫、王维等巨匠，他们的诗篇既承袭了前代的瑰丽与风骨，又多了几分盛世特有的自信、雄浑与深沉思考；书法有颜真卿、张旭；绘画有吴道子；音乐舞蹈高度发展，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大家，坐部伎、立部伎体系完善，胡风与汉韵交融，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艺术成就。宗教、哲学、史学等领域同样硕果累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对宽松和自信的社会氛围下，各种思想得以交流碰撞。 虽然儒家思想仍是主流，但佛教、道教继续发展，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李瑾“格物致用”的思想，虽然未能撼动经学的正统地位，但其注重实证、讲求实效的精神，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部分士大夫和工匠，为接下来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开元后期至天宝初年（742-755年左右），盛世的惯性延续与隐患暗生。
任何盛世都不可能永远直线上升。开元后期，在极盛的表面下，一些李瑾时代未能根除、甚至在其高效集权体制下被暂时掩盖或延缓的固有矛盾，开始逐渐显现。
土地兼并随着经济繁荣和商业发展而加剧，均田制虽早已不存，但两税法下以资产为宗的征税方式，在具体执行中，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瞒产漏税、转嫁负担的现象日益严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基层民众负担加重。府兵制在长期和平和土地兼并冲击下，败坏速度加快，尽管募兵制已成为主力，但边镇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隐患（即“藩镇”问题）开始萌芽。玄宗晚年，渐生骄奢之心，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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