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得到了随行大臣（即官僚集团代表）的拥戴和认可，并迅速按照《宪章》框架重组了流亡朝廷，使得唐王朝在中央政权几乎崩溃的情况下，仍能维持一个有效的行政和军事指挥核心，最终得以平定叛乱。叛乱期间及之后，各地藩镇坐大，皇权衰微，但朝廷中枢的运转、法令的颁布、官员的任免（至少在名义上），依然大体遵循着《宪章》以来的程序。藩镇节度使们往往也需要长安朝廷的正式任命（哪怕只是形式），来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这充分表明，这套制度及其代表的权威形式，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政治传统。
梁山脚下，乾陵之侧，那两座并立的坟茔，在开元盛世的夕阳余晖中，拉出长长的影子。李瑾当年在《盛世宪章》序言中，那些关于“法为天下公器”、“君臣共守”、“程序正义”的设想，有些在当时看来近乎理想主义，有些甚至是为了解决武周代唐特殊困局的权宜设计。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能完全预料到，这些理念和制度，在经历了时间的冲刷、权力的博弈、利益的磨合、思想的滋养之后，竟然真的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扎下了虽然不够深、时常面临挑战、远非完美，但却无比坚韧的根须。
他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套制度条文，更是一颗“宪政”的种子。这颗种子，在开元盛世的沃土中，在无数或自觉、或盲从、或抵制、或利用它的人们共同作用下，顶开了坚硬的历史地表，虽然生长得缓慢而扭曲，虽然随时可能被狂风暴雨摧折，但它毕竟已经发芽，并且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开始悄然改变这片土地上权力运行的生态与逻辑。
一个时代巨人的身影已然远去，但他播下的那颗名为“制度”与“程序”的种子，却在历史的土壤中，开始了它更为漫长、也更为深刻的生长历程。这，或许比开疆拓土、富国强兵，是李瑾留给这个古老文明更为珍贵、也更具革命性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