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误。
这当然不是说军队上下全是坏人。
恰恰相反，保义军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牺牲和纪律，很多武人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资格这麽说话。
可制度不能建立在「大家都是好人」的幻想上。
制度如果必须依赖於掌权者自觉，那就说明这制度本身有问题。
军队一旦长期凌驾於地方行政、财政和司法之上，那再好的军队也会慢慢变味。
因为人会习惯特权。
今日是为了打仗，先调一批粮；明日是为了修营，先征一批夫；後日是为了酬功，那能不能再占一片田呢？
一开始都是有理由的，但理由用多了，便成了规矩。
再往後，军府不需要解释，地方也不敢问，百姓更没有地方说理。
到了那一步，保义军和过去那些藩镇牙军有什麽区别？
无非就是打的旗号更好听，纪律一开始更严罢了。
赵怀安最怕的，就是大明打着终结藩镇的旗号，最後自己变成了个大号藩镇。
而且先军制度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坏处，那就是它会天然压制文官体系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成长。
军府什麽都管，地方官就会习惯於等命令。
出了盗贼，等军队来剿；缺了粮，等军府调拨；修路修桥，等军队派夫；甚至连断案，都要看驻军脸色。
这样久了，州县官就不会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只会变成军府帐房和传令吏。
这在战时也许效率很高，可放到天下治理里，就是灾难。
因为天下不是一个军营，百姓也不是战士。
比如说征粮。在先军制度下，征粮就是军府要粮，地方想办法，最後压力一层层压到百姓头上。
这种情况好像和田税差不多，但实际心理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田赋有定额，有期限，有帐册，有减免，有灾荒蠲免，还有不得额外加派的禁令，虽然一般也执行不到位。
但对於百姓来说，交税是某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们天然就会服从。
还有徵夫。
军管时，修路、运粮、筑城、搬运，常常一句军令下去，壮丁便要上路。
这在战时没办法，可平时长期这样，百姓就不敢安心耕作。
因为他不知道什麽时候家中壮劳力会被拉走。
而常态制度下，这些其实就是徭役，但百姓却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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