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明军，望着镇内四处燃烧的房屋和遍地的尸骸，望着劫后余生、相拥哭泣的百姓，心中却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只有一种近乎虚脱的疲惫和冰凉的清醒。
他知道，自己赌赢了第一步。
松林店守住了，蒙古骑兵被击退了，而且是在杨副将和卢象升援军“亲眼目睹”下，他韩阳“奋勇当先”、“力战不退”。
这份功劳，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了。杨嗣昌的调令，在这突如其来的“虏骑深入、威胁粮道、韩阳力战拒敌”的事实面前，显得苍白而可笑。
朝廷，至少崇祯皇帝，在“京城再次受威胁”的恐惧和“急需胜绩稳定人心”的渴望下，会如何选择？
果然，次日，杨副将和卢象升派来的将领联名的报捷文书，以及详细叙述战况、极力褒奖韩阳“忠勇果敢、临危不惧、率残卒力抗数倍之敌、保全要地、功莫大焉”的奏疏，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飞送京城。
而那道任命韩阳为漕运参将的旨意，在抵达涿州后，被杨副将“暂扣”——他不敢在这时候将刚刚立下大功、且明显被卢象升关注的韩阳调走，那等于是打卢象升和所有前线将士的脸，也将自己置于不义之地。他只能将旨意和战报一同上呈，请朝廷“圣裁”。
紫禁城，文华殿。崇祯皇帝几乎同时接到了杨嗣昌关于调任韩阳的请示、杨副将和卢象升的捷报、以及韩阳那封“恭顺”的请罪兼陈情疏。
他枯坐在御座上，久久不语。捷报中描绘的血战场景，韩阳以残兵拼死阻敌的“忠勇”，松林店百姓被屠的惨状，以及虏骑竟能渗透至京畿腹地的现实，都像重锤，敲打着他本就脆弱的神经。
而杨嗣昌那套“调离以安”的说辞，在此刻看来，竟有些……不合时宜，甚至略显迂阔。
“皇上，”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地道，“卢象升在附奏中言，韩阳此战，足见其忠勇可用，当此用人之际，宜责其后效，令其戴罪图功。杨副将亦言，涿州、保定之间，防线绵长，兵力空虚，正需韩阳这般敢战之将巡防策应……”
崇祯缓缓闭上眼睛。他厌恶武将跋扈，恐惧权柄下移。但眼前的事实是，北线处处漏风，卢象升独木难支，朝廷无兵可派。
韩阳，就像一把虽然可能伤手、但此刻唯一能用来堵住漏洞的尖刀。
调去南方？那眼前这个漏洞怎么办？下次虏骑再渗透进来，直逼京城，又当如何？
良久，崇祯睁开眼，声音沙哑而疲惫：“拟旨。韩阳，着加授都督同知，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