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韩阳的回复堪称“典范”。他首先表示“跪读部文，惶恐无地”，深刻承认自己“忧心虏患，措置或有失当”。
但紧接着，笔锋一转，用大篇幅、极其详实地描述了“确凿”的虏骑调动迹象、边墙外的异常、以及去岁惨痛教训，强调“敌情凶狡，瞬息万变”，“若拘泥常例，恐误战机”。
最后，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臣世受国恩，委身行伍，唯知杀敌报国。
今虏焰方张，边陲震骇，臣但知有守土之责，不知有避嫌之私。若待朝廷明旨而虏骑已至，则臣万死莫赎。故冒死权宜，整军备武。
一切罪愆，待击退虏骑之后，臣自当赴阙请死，听凭朝廷发落。然在此之前，唯愿以残躯朽骨，筑为边墙，阻虏骑于国门之外！伏乞陛下、部堂明鉴！”
这道奏疏，情真意切，有理有据，将“忠君爱国”、“勇于任事”、“顾全大局”的姿态做足，同时将“虏情紧急”作为一切行动的挡箭牌，并将可能的“罪责”推到“战后”，潜台词是：现在别来烦我，等我打完了仗，要杀要剐随你们便，但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我要打仗！
奏疏以六百里加急发出。韩阳知道，这只能拖延一时，朝廷，尤其是杨嗣昌，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位带着驾帖的“陈大人”，恐怕已经在路上了。
果然，就在韩阳发出奏疏的第三天，孙彪徐的密报送来：兵部右侍郎、新任宣大总督陈新甲，已率数百督标营精兵及一小队锦衣卫，离开京城，正向蓟州而来，预计五日内抵达。随行人员中，确有锦衣卫官员，且携有密封文书。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这一次，不再是文书往来，不再是暗中较劲，而是面对面的、决定生死荣辱的正面交锋。
韩阳将心腹再次召集到中军帐。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陈新甲五日内到。”韩阳开门见山，“带着兵部任命，也带着拿我的驾帖。”
众人色变。魏护吼道：“怕他个鸟！来了正好！俺带人埋伏在道上，做了他！”
“不可！”张鸿功急道，“杀朝廷钦差、新任总督，形同造反！天下再无我等容身之地！”
岳河也皱眉：“陈新甲带的兵不多，但毕竟是钦差。我们若公然对抗，便是给了朝廷口实，可以名正言顺调集大军围剿。届时，我们真就成流寇了。”
“那怎么办？难道伸着脖子等他来抓？”孙彪徐咬牙。
韩阳目光沉静，手指在地图上蓟州以南的官道某处轻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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