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报社！”马车动了，车轮碾过石子路，咕噜咕噜的。他靠在座位上，把笔记本翻开，又看了一遍那些字。
他发誓，他找到了一个大新闻。不是那种花边新闻，不是那种茶会上的闲话，是那种——能让人读了之后，愣一下，然后说“真的吗”——的新闻。玛丽·班纳特，一个写侦探小说的女人，在海德公园的湖边，用谁也没见过的方法，救了一个溺水的女孩。
他等着回报社，等着把那些字变成铅字，等着明天早上，整个伦敦都读到这个故事。他知道，那些字会炸开。不是炸弹，是烟花。他等着。
第二日，伦敦的报纸炸了。
《泰晤士报》在第三版登了一条不算长、可位置显眼的报道。“海德公园溺水事件——侦探小说家玛丽·班纳特亲施急救，溺水女孩起死回生。”文章写得不夸张，可每一个字都在说——她做到了。没有那些传统的、被协会奉为圭臬的急救方法，没有摩擦皮肤，没有热水袋，没有吹烟草烟雾入直肠。她只是跪在地上，用嘴往女孩肺里吹气，用手按压她的胸口。女孩活过来了。
皇家人道协会的会议室里，争论声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几位老先生坐在长桌两边，面前摊着那份报纸，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十八世纪末积累下来的救援经验。”一位头发花白的先生用手指敲着桌面。“没有摩擦刷，没有加热，没有烟雾灌肠。这算什么急救？”
对面坐着的一位中年先生摇了摇头。“可她救活了那个女孩。按照我们的规定，救活溺水者，应该给予奖励。”他顿了顿。“况且，她的方法也许更有效。我们应该记录下来。”
老先生哼了一声。“记录？记录什么？记录一个年轻姑娘，用嘴对着嘴吹气？这成何体统？”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有人低下头，有人咳嗽了一声，没有人接话。可那个中年先生没有闭嘴。“她救活了一个人。这比体面重要。”
争论没有结果。会长宣布休会，改日再议。那些先生们站起来，收拾文件，三三两两走出会议室。可那些话，还在会议室里飘着。没有结论，可也没有被遗忘。
伦敦的街头，另一种议论也在发酵。
那些小报的标题比《泰晤士报》大得多。有的写“女作家当众亲吻溺水少女”，有的写“未婚女子对少女做出不雅之举”，有的写“玛丽·班纳特——是救命恩人还是道德败坏？”那些字，一个比一个刺眼。那些编辑，一个比一个兴奋。
咖啡馆里，有人举着报纸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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