绷带是给他们裹伤的，棉纱是给他们做夏装的。这些东西不是买卖，是命。”于凤至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花雕醇厚，她放下杯子时指尖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我在香港拿货，报关行收我一成手续费；到广州转内河船，又去了一成；加上英租界仓位溢价——算下来每一批磺胺都在贴着底价走，但只要不停，前方医院就不会断药。”
虞洽卿沉默了一会儿，把老花镜重新戴上，又看了一遍报价单。这次他看得很慢，一行一行地往下挪。看完之后他把报价单折好放进自己口袋里。
“我在上海商会能凑多少凑多少，你每一批发货前，叫谢苗诺夫发封电报告诉我到港时间。上海这边的码头不会卡你。”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外滩的江风吹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凉意，“用你自己的账本记，别记在正账上。”
从酒楼出来，上海的夜晚已经很热闹了。街上到处是募捐的学生，穿着蓝布衫举着竹筒，喊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一个十来岁的女学生跑到于凤至面前把竹筒往前一举，她正要往口袋里摸铜板，女学生却指着她手里刚刚从酒楼带出来打包的冷菜说：“太太您打包做什么？”
于凤至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餐盒，纸盒子被油渍洇出了暗影。“家里有人还没吃饭。”
女学生没有再问，鞠了一躬跑回队伍里去了。于凤至站在街边看了一会儿那群学生，纸盒从右手挪到左手。孙参谋在旁边低声说：“少夫人，虞洽卿的话可信吗？他是生意人——”
“我爹跟他在奉天商会喝过酒，那时候我还没嫁进帅府。现在他肯把上海的码头让出来，已经够了。”她把纸盒重新换回右手，“你这边再加派一个助手，专门跟虞洽卿手下的报关员对接提单。不要用以前的封条，换普通盒单——码头卸货之后立刻换贴民用标识的唛头，每一批都重新编号。到了内河船码头，再按原编号核对交接。编号对不上或唛头不对的箱笼，先转到巷子口寄存点，确认来历之前不入仓。”
孙参谋应了一声，掏出本子飞快地记。他记完抬起头问了一句：“少夫人，您跟我说实话——这些磺胺和绷带，最后到底往哪儿送？”
于凤至没有马上回答。她看着街上那些举着竹筒的学生，看着他们脸上那股子又天真又倔强的劲头，忽然想起来很早很早以前在九门口前线救护伤兵的那个凌晨。
那天一个断腿的年轻兵靠在床头喝粥，喝完粥攥着她的手说：“少夫人，等我能下地了，我给您当卫兵。”后来那个兵回了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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